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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类从他们群体的其他人那里“继承”
了一套他们文化共同基础中的交流习俗，并规范性地使用这些习俗。
交流习俗的任意性意味着他们可以用来概念化情境和实体，无论这些有多抽象，包括关系性的、主题性的和叙述性的图式。
有了这些交流习俗，我们就可以在这些概念之间进行形式推理和语用推理，而这与自然手势绝不是同一种方式。
具有复杂表征形式的言语结构
如果我们设想早期的现代人类有一些单字句（holophrastic）的交流习俗，同时具有创造新异心理组合的认知能力（所有猿类都拥有的），那么我们很容易猜想他们能够创造复合的语言组合。
例如，当请求吃的时，他们会把手移向张开的嘴；与此同时，请求去寻找浆果也有一个特定的手势，即模仿一个采摘的动作。
这两个手势之间本是不相关的，但当有人提供了一些难吃的食物时，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先做吃的手势，紧跟着做一个找浆果的手势。
那么，考虑到早期现代人类拥有的图式化这一能力，个体很容易猜出这个人将传统的“吃东西”
的手势，应用到了某一食物的手势之中，这就类似于人类婴儿一开始的时候会说“还要果汁”
，慢慢地开始说“还要牛奶”
“还要浆果”
等一系列“还要……”
的句式（这就是所谓的基于项目的图式，Tomasello，2003a）。
语言结构开始于这类简单的基于项目的图式，并在言语交流互动中逐渐变得精细，也越来越抽象。
这一过程的关键点是来自接收者的交流压力，即对有效信息的需求。
这就要求交流者尽可能地表达明确。
交流者如果结结巴巴地用了一系列不同的表达风格、语言风格，接收者就必须根据推理补足其中的空缺。
但这就出现了交流障碍，接收者需要更多的信息才能将这些信息联系起来，故而交流者需要更明显地表达出他们的交流意图。
结合整合和自动化序列的能力，这一过程可以使“我用矛刺羚羊……它死了”
这句话转变成“我用矛刺死了羚羊”
。
当有其他类似的图式出现时，如“我把葫芦喝空了”
，就会形成习俗化的语言结构，在这里即动补结构（Laomasello，1998，2003b，2008）。
用吉冯（Givón，1995）的话来说，今天的语法就是昨天的对话[5]。
完全抽象的语言结构也是如此出现的，这些语言结构成了类似于格式塔一样的符号习俗，有自己不同的交流含义，代表着不同类型的情境。
例如，说英语的年幼儿童会学习到早期的抽象结构：
（1）直接因果关系，如及物结构：XVERBedY；
（2）从作用对象的角度来看的因果关系，如被动结构：YgotVERBedbyX；
（3）客体运动的情境，如不及物方位结构，XVERBedtointoontoY；
（4）所有权转移的情境，如双及物结构，XVERBedYaZ；
（5）动作发出者的行为没有影响对象的情境，如非作格不及物结构，Xsmiledcrieds>
（6）没有特定动作者或因果关系而出现物体状态改变的情境，如非宾格不及物结构，Xbrokedied…（G，1995）。
更重要的是，这些抽象模式的交流功能是独立于其所用单词的，正如这些概要描述所举例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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