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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前已经提到，服务于联合意图性（如联合目标、共同概念基础、递归推理）的一些早期适应使得人类语言的产生成为可能，语言的最终出现是人类活动习俗化和规范化这一更大过程中的一个部分（Tomasello，2008）。
在我们看来，说只有人类具有语言如同说只有人类建造摩天大楼，事实上，在灵长类中也只有人类建造稳定的居所。
但语言是人类认知和思维的巅峰，而不是其基础。
与此相关，很多社会和认知人类学家坚信，同其他灵长类的认知相比，人类认知最卓越之处在于其存在的跨群体变异性，而这也证明了文化过程在其中的基础作用（Shore，1995；Chase，2006）。
个别后现代理论家更激进地宣称，从根本上说，所有的人类经验都发生于人类文化的递归实践当中，所以人类的独特思维只有在这一文化框架下才成为可能（Geertz，1973）。
同样，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强调文化的核心作用的观点都是正确的。
但如果我们的问题同样是这种独特思维的演化起源，仅有上述理论是不够的：甚至在人类文化多样性产生之前，人类思维就已变得独特，这尤其受益于物种一般性的合作、合作交流和联合意图性的演化（这仍然可以在当今前语言阶段的人类儿童具有的物种独特的技能中发现）。
这些技能使得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文化的演化和发展成为可能。
这样的分析也适用于理查森和博伊德（Rip;Boyd，2006）的观点，他们认为，文化群体选择在人类所具备的很多独特属性当中都扮演着关键角色。
不过，我们演化叙事的第二步同样涉及这一过程，但问题同样在于，文化的产生首先需要很多前提性的和伴随产生的人类独特能力，进一步使得文化群体选择成为可能（如一致性、习俗化和规范化）。
既然一种文化包含有做事情的习俗化方式（对于现代人类来说文化就是这种方式），那么一定有些东西在习俗化发生之前就已经很复杂，并掺杂着自然的基础性合作成分。
所以，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意，语言和文化对现代人类认知和思维的产生来说是必需的。
然而，前面已经提到，某些人类独有的社会和认知过程是语言和文化得以产生的前提。
例如，那些同一般性的联合意图性和集体意图性相连的成分。
而在人类演化上，它们比语言和文化出现得更早，抑或同期出现。
因此，一个完整的解释必须承认这些早期或同期出现的过程的作用。
实际上，依我们的观点，如果要了解语言和文化在社会参与和社会交流中以何种方式工作，需要对背后涉及的联合和集体意图性过程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Tomasello，1999，2008）。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假设来自演化心理学家。
图比和考斯麦茨（Tooby&ides，1989）提出了一个“瑞士军刀”
隐喻，该假设认为，人类心智包括多种具有特定目的的模块（module），它们演化而来，以解决那些具体的无关联问题。
在这些模块当中，很多的以及那些很重要的模块大都起源于早期人类以及他们的小群体社会互动。
在认知心理学中，那些演化作用非常小（evolution-free）的领域，把焦点放在面临的专化适应挑战以及为应对它们而演化出的认知能力上，是很重要的，也是必需的。
但是，在实践中，演化心理学家主要把重点放在了诸如配偶选择和**回避等非认知问题上（或者仅涉及微量认知成分）。
就认知而言，图比和考斯麦茨（Tooby&ides，2013）仅满足于简单地指出在多个领域（domain）人类认知体现出其演化印记的多种方式。
例如，在推理领域，解决一些逻辑问题时，把问题放在同演化适应环境相似的背景中会使被试表现更好；在空间认知领域，女性比男性表现出更好的空间记忆，因为空间记忆是对植物采集问题的适应；在视觉注意领域，人类对动物的到来和离开尤为注意。
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些理论家并未对一般性的人类认知模块或它们同其他灵长类相关联的一些具体方面给出综合解释。
从上述一般视角出发（以模块和适应为焦点），还有一些理论为解释人类认知的独特性做出了更系统的尝试。
首先，施佩贝尔（Sperber，1996，2000）指出，像所有动物物种一样，人类拥有很多高度专化的认知模块（如对蛇的探测和面孔识别），以及一些更一般的模块，如直觉物理学（intuitivephysics）和直觉心理学（intuitivepsychology）。
这些模块支撑了他所谓的“直觉信念”
（快速、不受证据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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