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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人类认知尤为有力的是一类超级模块（supermodule），它们使个体的元表征（不仅认知性地表征这个世界，也表征他人或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表征）成为可能。
个体借助命题（组合和递归）进行此类表征，进一步导致施佩贝尔所谓的“反思信念”
（也许通过好的理由或采用个体信任的他人信念而形成）。
如果其他动物也进行元表征的话，那么仅会是以不涉及组合和递归的极为初级的形式进行。
人类的这种元表征能力（实际上，施佩贝尔认为可能存在三个不同的元表征模块）使得从合作性（明示-推理）交流到教导和文化传递，再到同他人辩论时的推理的一切事情成为可能。
同时，元表征能力和同样也是人类独有的语言模块协同演化，并存在交互影响。
卡拉瑟斯（Carruthers，2006）认为，非人灵长类的认知涉及表征和推理，但它们的认知模块具有的“区隔”
（entalization）导致了它的局限性。
相比而言，人类认知更具创造性和灵活性，因为在人类演化过程中，不断有额外的模块加入，其中最重要的要数读心系统（比类人猿能做得更多）、语言学习系统、规范性推理系统。
这些模块在同一情境中可以同时发生作用，创造出新事物。
此外，人类演化出一种在工作记忆中创造性想象和排演行动计划的倾向（disposition），使得不同模块之间可以更灵活地相互作用。
结合人类遗留痕迹，米森（Mithen，1996）尝试系统地提出了一个人类认知演化的模块理论。
他对早期和现代人类进行了区分，指出早期人类在认知上相对受限，几千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各处都使用着相同工具，没有符号化行为。
在对这种限制的解释上，他假设早期人类像大多数动物一样，拥有若干不同且互不嵌套的认知模块。
特别是，他们具有针对工具的技术智力、针对动物的自然史智力、针对同伴的社会智力。
但这些智力都不会同其他模块发生相互影响。
作为现代的人类，我们获得了符号能力和语言，使得这些模块可以共同工作，创造出同现代人类思维相关联的“认知流动性”
[1]（itivefluidity）。
这些具体的演化心理学解释有一个共同点：非人灵长类，甚至也许还包括早期人类，被一系列高度区隔的模块支配。
这也意味着他们的认知过程都是相对狭窄和不灵活的。
相比而言，人类认知更为宽广且灵活，因为人类拥有包括一些更新的模块在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共同作用或相互连通（通过元表征、符号、语言，或者一些诸如工作记忆中创造性想象的平行过程）。
这意味着非人动物（或许包括早期人类）仅操控第一系统的直觉推断，现代人类却可以额外地在实际思维的基础上操控第二系统的反思推理。
但是这种除人类之外，其他动物都具有的严格模块论的观点，却同类人猿思维研究中的数据完全不匹配。
并无证据显示类人猿仅受高度区隔模块的支配，实际上，本书的第二章已经呈现了相反的证据。
在物理领域和社会领域借助抽象表征、简单推断和原范式（由物理因果性和社会意图性建构）行动之前，类人猿常常都会使用第二系统加工进行思考。
在我们看来，上述尝试性解释都是符合模块论的，同时也为人类灵活性思维腾出了空间，不过不能同已有实证证据很好地匹配。
同样，考察这些不同理论家假设的具体模块之间的不同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实际上，它们常常在分析的不同水平上发生作用（类比对蛇的觉察面孔识别与技术智力规范性推理）。
或许我们可以把其汇编成一个更为系统和综合的清单，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模块理论家对起源问题的探求常止步于探寻某一模块的单一演化功能（它对什么有用）。
广为所知，在演化上，新功能常常由已有结构催生（或许通过把这些结构以某些新的方式重新组合）。
例如，规范性推理模块几乎一定由服务于一些事情的技能和动机建构而来，如进行个体推论、顺从他人和群体、评估他人和对他人评估保持敏感、合作交流以及其他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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