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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自然历史中，我们所做的就是在当代采集狩猎人的一些生活方式和年幼儿童的一些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加上少量未达成共识的有关古人类的事实），想象出在思维演化过程中处于类人猿和现代人类之间的一种可能的“过渡动物”
（missinglink）。
尽管能够想象这种中间步骤并不意味着它就一定存在，但我们的这种做法却是必要的。
因为我们不能够想象在没有演化中间过程的情况下，如何从类人猿那样竞争性的互动和命令式的交流方式直接转变为现代人类的文化和语言。
人类的文化和语言是对现存社会交互的习俗化，为了提供适宜的原始素材，就需要这些互动是高度合作的。
考虑我们的两条历史轨迹，如果没有一些现存且合作的社会基础（正如米德和维特根斯坦等社会基础理论家所描绘的），我们就不能够达到文化和语言这个阶段（正如维果茨基等文化理论家所倡导的）。
由此就需要我们的这个中间过程为文化和语言的演化以及人类思维的构建提供路径，我们也会很高兴我们建立的中间过程将来被打破而出现多样的中间过程。
这个中间过程并没有解决戴维森（Davidson，1982）提出的理论词汇的问题，即从“没有思想”
到“思想”
的跨度，但它却显著缩短了二者之间需要跨越的距离。
无论中间存在多少过程，我们的假设是，要理解人类思维的独特性，我们必须要将它放置于演化背景下。
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55，no.132）提出了关于语言的观点，“那些困扰我们的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那时语言就像一个空转的引擎。
当它运作起来的时候，就不会出现困惑了”
。
似乎哲学家指出的很多关于人类思维的问题，只会出现在我们试图抽象地理解这个概念的时候，而脱离了它在解决适应问题上的功能。
这在当今世界中很有可能发生，因为有很多当代思维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空转”
。
但是，从演化上讲人类的独特思维几乎是必定被选择的，这是因为它在组织和调整适应行为上起了作用。
所以要完全理解人类思维，就需要先定义相关的问题。
如果来自外太空的生物遇到了一件没有在运行的复杂人造物（如交通信号灯），他们会对它进行切割并一直分析它的结构，还不理解为什么它会以这样的方式运行。
只有电线和灯本身时，我们永远不会发现（即便是借助fMRI的帮助），为什么只有在路一边的绿灯亮起的时候，另一边的红灯才会亮起。
为了理解这些反应，我们首先需要理解交通以及为了解决交通带来的特定问题怎样设计了信号灯。
在生物结构的例子中（这是演化心理学的一门核心课程）存在这样的可能，即在较早时候是为某一系列的功能演化，而现在则服务于不同的功能。
无论如何，现在的建议是要理解当代人类的思维，我们必须理解在人类谋生方式变得越来越合作时，为了应对早期和现代的特定演化挑战，人类思维是如何演化的。
很确定的是，演化史中的一些部分未被完整地了解。
主要的问题是合作、交流和思维并没有石化，因此，我们通常置身于对这类行为现象的推断中，也包括对影响其演化的特定事件进行思考。
更重要的是，由于并没有对应年代的相关化石，我们并不知道当代的类人猿与他们和人类共同的祖先相比经历了哪些改变。
此外，我们提出的早期人类经历的中间过程，很可能不只是本书中描述的逐渐演化的过程。
事实上，我们甚至不清楚海德堡人是不是一个独立的物种。
我们仅仅粗略地考虑了农业化后的人类，而所有思维复杂性的源泉都是文化群体的融合、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科学和政府之类的机构等。
因此，我们的尝试不是针对明确的历史经验，而是尝试雕刻历史中最重要节点的形态，尤其是演化中最重要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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