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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出现了很多开放性的问题。
其中存在两个最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联合性或合作性或“我们感”
（we-ness）的本质是描绘了所有形式的共享意图性的特征。
很多理论学家认同一个类似不可归纳的论点（如Gallotti，2012），其中像联合注意和共享习俗等都是不可简化的社会现象，而尝试从个体层面考察它们并弄清在个体大脑中发生了什么，都是注定失败的。
我们的观点是，现在共享意图性确实是一种不可简化的社会现象，如联合注意只在两个或以上个体进行互动时出现。
但与此同时，我们可以问一些演化或发展问题，个体为这个互动带来了什么使得他们能够参与到联合注意中，而其他类人猿和年幼儿童则不能这么做。
于是，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类似递归的心理理解或推理（并没有充分了解其特点，但大多数情况下得到了充分的暗示）正是共享意图性的一部分。
从个体的视角看，共享意图性只是一种分享，但是它背后的结构却反映了它的演化过程，即每一名参与互动的个体能够至少在一些层次上，以他人的视角理解他人的观点。
但是，正如他们所说，这正是有些人可能反对的地方。
第二个开放性问题是，现代人类如何具体化、客观化那些本质上是社会创造的实体，为什么要这么做。
金钱不仅仅是一张纸，也是法定货币；奥巴马也不仅仅是生活在白宫里的一个人，也是总统——因为我们的行为和言论就像它们是这些东西一样。
我们同样将道德进行了具体化，并不是争论不同群体或人类群体共有的道德规范，而是争论“正确”
或“错误”
的处理事情的方法，其中对和错是这个世界的客观特性。
这种倾向不会比语言更强烈，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倾向，具体化那些能够在自己的自然语言中编码的概念；这种倾向是可以被校正的，但需要努力才能够做到。
对于所有这些事情，我们就和年幼的儿童一样，即便是在很早以前每个人都认同将我们面前的条纹状猫科动物称为“gazzer”
，但这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是一只老虎”
。
我们的观点是，这种具体化的倾向，只能源于无主题、群体心理的视角，能够从我们任何一个人、从任何一个相关人士的角度、从任何一个角度想问题，是在社会和制度现实的背景下比我们更早出现的存在，并与比我们强大的权威对话。
这是使用通用语言表达背后的权威性声音，强调规范（“这是错的”
）和教育（“它是这样工作的”
），它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我们认为是真实的东西。
但是，这也是人们可能不认同的地方。
除了这些存在争议的问题和其他问题，我们不能够构想出任何能够被理解的理论，来解释人类独特思维非社会化本质特性的起源。
更确切地说，我们并没有说人类思维的各方各面都是社会化的，只有物种特有的方面是这样。
经验主义的现实告诉我们，类人猿和人类的社会互动和组织存在很大的差异，人类会更加合作。
这与区分类人猿和人类的认知及思维的巨大差异有关，尤其当我们关注细节的时候。
非社会理论会怎样解释文化制度（culturalinstitution）、自然语言中的观点和习俗概念、递归和因果推理、客观的视角、社会规范和规范化的自我管理等？这些完全都是协同现象，并且我们认为它们是从一些社会根源演化出来的。
因此，共享意图性假说应该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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