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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子·道原》则比较过因循无为与创新有为的优劣，旗帜鲜明地说：“能因即大，作即细；能守即固，为即败。”
直到几百年后，天才少年王弼撰写《老子微旨例略》，总结《老子》之学的大要，一点不带魏晋玄学的浮夸，说得非常中肯：
因而不为，损而不施；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贱夫巧术，为在未有；无责于人，必求诸己；此其大要也。
这段话相当简单易懂，开头的“因而不为，损而不施”
，表现在施政上，正是在因循的过程中实行渐进的改良，而这种改良并不是渐渐增加新项目，而是渐渐减损旧项目，也就是《老子》所谓的“为道日损”
。
易中天先生讲道家是理想主义，“要做就做最好的，做不到最好的就宁可不做”
；相形之下，儒家则是现实主义。
这恰恰说反了，道家如果真那么理想主义，就不会有“文景之治”
了。
道家确实在修身上有着非常理想主义的一面，在《庄子》中表现得最明显，而在治国方略上却有着非常现实主义的一面，也就是前文讲到的那三个特点：动静小，成本低，见效快。
之所以如此，关键就在“因循”
两个字上。
马王堆帛书《经法·君正》甚至给出了因循之道的具体办法，认为一位新上任的统治者治理国家，第一年应该从俗，第二年开始起用有德之人，循序渐进，一直到第七年。
不过，人家不是说到了第七年就是太平盛世了，而是说这时候就可以操纵国内的老百姓去打仗了。
以前我在《春秋大义》里提出“因循”
这个词的时候，很惹一些道家支持者的不快，我当然觉得很冤枉，因为一来这里的“因循”
绝对不含贬义，甚至是个褒义词，二来这是司马谈说的，我只是转述而已（司马谈的原话是：“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
）。
但是，这些读者感到了不快，这件事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说明的是一个古今语境的差异。
我们最切身的传统，从“五四运动”
以来就是革除帝制、打倒孔家店、推行白话文，后来又闹革命，连改良派都被打成反动派了；然后又是批林批孔批四旧什么的，最近三十年的主旋律是改革开放，最有魄力的改革家们不断成为聚光灯下的骄子，所以我们天然地就会把“改革”
和“革命”
当成褒义词，把“因循”
当成贬义词。
这当然没错，比真理更正确，但是，古人并不这么想问题，甚至还常常持有相反的看法。
道家《慎子》专有一章，题目就叫作《因循》，提出了一种很先进的管理思想：人都有自利性，为自己做事最有积极性，所以管理者应该顺应这种人之常情，给人安排的工作要让他觉得不是在为老板打工，而是在为自己做事。
因循，就要顺应世态人情。
安乐哲总结过，认为道家评价一个历史时代是好是坏，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益于人们的天性发展。
（TheArtofRulership）那时候诸子百家关注人性问题，性善、性恶地争辩不休，因为他们都想研究出基本人性，然后把它作为自家政治理论的牢固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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