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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是德篇在前，道篇在后，后来又被颠倒了过来，道篇被放在前边，我们熟悉的“道可道，非常道”
这才终于成为全书的开篇。
而且，这一段的内容在楚简本里并未发现——或许是那些古人抄漏了，或许是他们觉得这段话并不重要，或许是那时候根本还没有这段“连串贯通全书八十一章脉络的线索”
的至理名言呢。
学者们对通行本和帛书本的编排次序也早就有过怀疑，因为道篇并没有以“道”
为主题，德篇也没有以“德”
为主题，章节的序列也只看出杂乱而看不出系统。
楚简本在编排上却清晰得多，排在一起的章节往往都有共同的主题，而且每篇的第一章都有总括性，同时出土的《五行》等文献也是这种体例。
楚简本和通行本在内容上最大的差异，就是对儒家思想并没有那么激烈的批判。
通行本《老子》把儒家攻击得很厉害，这是显而易见的。
司马迁也说过，学老子之学的人看不起儒学，儒家也同样看不起老子那套，这就是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吧。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两个材料既然彼此印证，也就从来没人对这件事有过什么怀疑。
直到楚简本出土了，我们才知道，道家并不是一开始就对儒家针锋相对的。
比如通行本第十九章著名的那句“绝圣弃智”
“绝仁弃义”
，旗帜鲜明地批判儒家“仁义圣智”
的核心思想，却不能自圆其说——第十八章刚刚说过“六亲不和，有孝慈”
，明显对儒家最爱讲的“孝慈”
很不满，可第十九章紧接着就说“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显然把老百姓的“孝慈”
当作了自家政治理想的一个目标。
或许正因为这样的困惑多多、矛盾多多，《老子》才显得那么迷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
但学者们还是要努力弥合这些矛盾，于是有人就强调《老子》有自己独特的用词方式，它喜欢用同一个词在不同的地方表达不同的含义。
于是在以上这个例子里，安乐哲（RogerT.Ames）告诉我们：同一个“孝慈”
，在第十八章是指做作的、僵化的社会习俗，在第十九章则指的是父母与子女之间自然、自发的情感表达。
（TheArtofRulership：AStudyofAesePoliticalThought）
这样的解读方式，我想可以称之为“圆谎式的诠释法”
，这在经典文献的阐释里相当常见，尤其是对于《老子》《春秋》《周易》以及一些佛学经典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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