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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教会对于这种生气勃勃的理念主义和直接进取的社会心态大力支持，从而把它转变成为实际有用的人道主义和爱国自信。
就像《旧约》里面上帝的选民，政教又一次联姻，把英国人团结在国家和教会的统一旗帜之内。
早年宗教改革的激烈姿态，以《旧约》严厉的上帝和军人政治为楷模，英国清教徒的刻苦精神为宗教的自信点燃，英勇无畏的勇气为军事力量鼓舞，整个国家在古代以色列的伟人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自然而然把宗教和政治视为义不容辞的职责。
1745年的内乱和战争，激励尚武好斗的爱国主义和绝对精神。
英国人把古代领袖摩西（Moses）[4]以及军事首领犹大·马加比（JudasMaccabaeus）[5]的困境和辉煌业绩，与自己的国难紧密相连。
清唱剧《犹大·马加比》（JudasMaccabaeus）似乎是为庆祝1749年坎伯兰（d）公爵对苏格兰的胜利而写，尽管艺术平平，却不乏一篇杰出的政治宣言，从而获得不可思议的成功——因为那是英国人自己的磨难和胜利。
他们把Solomon[6]简单明了的智慧，看作自己力量的源泉。
清教徒的理念黑白分明，自然不能忍受提奥多拉这样晦涩的故事。
严格的道德准则让他们可以接受赫尔克里斯（Hercules）妻子狄亚妮拉（Dejanira）[7]的过激，甚至朱诺（Juno）[8]妒火中烧的残酷，却不欣赏《苏珊娜》（Susanna）[9]那样牧歌式的乡村粗俗和风趣，更不能接受《赛墨勒》（Semele）[10]这类伦理道德不干不净的希腊神话故事。
19世纪中叶的英国社会现状和文化心态更为复杂。
1745年查尔斯·爱德华（CharlesEdward）王子进军大陆，推翻汉诺威（Hanoverian）王朝，1748年的亚琛（Aix-la-Chapelle）条约，使得英国的安全得到彻底保证，最后1763年的巴黎和平协议，确立了大英帝国海内外的绝对统治。
随后，登上世界权力宝座的帝国，对英雄业绩的狂热逐渐消退，理性的时代让位于感性的岁月，国难的史诗为家庭温馨的情趣所代替，清教徒的绝对精神与人文主义的多愁善感纠缠不清，成为当时特有的时代精神。
所有这些时世变迁，都在亨德尔的戏剧音乐里面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亨德尔把意大利歌剧“带入”
英国[11]，却又眼睁睁地看着它在英国穷途末路。
执意音乐戏剧舞台的亨德尔，可以说在歌剧事业上面败得正是时候。
时代正在期待一种新的舞台语言。
人们不能忍受旧时的贵族聚会，聆听那些莫名其妙的意大利腔调口吻。
钱多斯（dos）公爵圈子里面人才济济，著名文人Pope[12]机警过人，是街头智慧在上流社会的代言人。
更不说约翰·盖伊（JohnGay）[13]和约翰·克里斯托夫·佩普施（JohnChristopherPepusch）[14]的讽刺剧《乞丐歌剧》（TheBeggar’sOpera）。
此剧受威廉·霍格思（WilliamHogarth）[15]的影响，集伦敦大街小巷的趣闻和民间传说之大成，妙趣横生的本国语言结合了英国古老的抒情戏剧传统，与严肃的意大利歌剧分庭抗礼，在戏剧界获得巨大成功。
面对新生的社会成分和欣赏趣味的变迁，加上意大利名歌手的要挟以及票房急剧下降的压力，亨德尔并不示弱。
尽管事实上，他被迫放弃意大利歌剧转向英语清唱剧，但对亨德尔来说，形式只是一个可以演变发展的媒体，重要的是在于通过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舞台上的戏剧音乐。
亨德尔清唱剧的音乐语言和三幕戏的结构形式，直接从意大利歌剧模式延续而来。
清唱剧由独白和咏叹调相间，衬之于戏剧化的双重唱，更有合唱一边助威，这样省略了剧情之间的转弯抹角，加强了戏剧进展的速度和张力。
这种音乐戏剧形式非常符合亨德尔开放式的音乐语言和当时的社会环境。
被意大利歌剧的没落逼迫走投无路的亨德尔，实际正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清唱剧并非亨德尔独创，它的根基远在17世纪，影响还是来自意大利。
亨德尔早年在意大利逗留期间曾经写过戏剧清唱剧《复活》（LaResurrezione，作于1708年）。
为了便于区别，亨德尔后来的英国清唱剧被称为英语清唱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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