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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用说在耕地保护、农业产业现代化、农民工就业、粮食安全、公共服务完善、新农村建设、农村城镇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存在的困境了。
为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必须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
但关键是要落到实处。
在这方面，当务之急是要想方设法把农民组织起来，在改变小农经济现状的同时，改变农村社会治理方式、增强农民博弈能力。
只有农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提高了，才有公平可言。
在我国，目前要想彻底根除“三农”
问题，必须解决过度城市化。
城市化不是不可以搞，但不能过度，否则就必定会顾此失彼。
正确的方法是，应该循序渐进地实现城市化，以农村发展推动城市发展为依托，形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保持经济强劲动力。
从这个角度看，我国要力避“快速城市化与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两者矛盾。
否则，城市化成本高企不下，就必然会大大降低城市化在开放经济增长中的功能。
关于这一点，拉丁美洲国家之所以会普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就包含这个因素在内。
鉴于此，我国以后在逐步推进城市化进程中，一定要衡量推进这种城市化的成本是否合适，竭力避免“城市病”
的集中爆发，确保城市化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方面的功能发挥到最大。
著名“三农”
问题研究专家温铁军认为[3]，我国的“三农”
问题之所以没能得到很好解决，并且还有恶化趋势，关键是理论上就搞错了方向。
具体地说，“三农”
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是农业问题，所以，限制乡镇工业发展、限制农民外出打工、强迫农民回到土地上精耕细作等，都不可能收到效果。
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就业，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是土地。
只要打通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就业的渠道，也就是打通“城乡二元结构”
，问题就很容易得到解决。
在这方面，很重要的一点是农民分散化程度高，缺乏博弈能力。
所以解决“三农”
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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