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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组织？因为“三农”
问题的根本和核心是农民问题，所以无任什么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要看农民高兴不高兴、有没有积极性。
而从现在的情况看，这方面很不乐观，包括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政府很积极，可是农民不积极。
为什么？因为他们从中看不到实惠，这就造成了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缺失。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认为，把农民组织起来的方式主要是农协（农会），这是其他高收入国家的普遍做法。
从全球看，工业化阶段的农业模式在全球大体上三分天下：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几个前殖民地国家实现的规模农业，这一点我们学不来，因为我国不可能通过血腥殖民方式扩充土地资源；二是以欧盟为代表的现代化市民农业，主要是休闲农业，这一点我们也不能学，因为我们要保证13亿人口吃饭问题；三是以我国大陆、台湾、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实行的是人口密集的小农村社制。
这样一比较就容易看出我们的发展前景来了，那就是像日本、韩国、台湾那样，由政府出面建立综合农协，变个体为组织，组织农民开展多领域、多层次的综合性合作，政府不但减免税收，并且还要给予普遍性的财政补贴[4]。
这才能体现政府解决“三农”
问题的决心和措施。
第二节 用农村发展推动城市发展
要想彻底根治“三农”
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注重用农村发展来推动城市发展，这本来就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体两翼”
，不能偏废过多。
当农村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时，要由城市来反哺农村；这不能看作是对“落后农业”
的补贴，而是一种“放水养鱼”
举措。
诚然，我国农村和城市的许多不平衡是由生产要素的占有和分配决定的；而这种占有和分配是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不可能随心所欲进行调整。
但这并不否认我们可以破除人为划分，强调所有社会成员、所有社会生产要素在使用面前人人平等。
这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嘛。
例如，在确定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5]、征用农民土地、支付农民工工资和福利上，在享受公共产品如教育、卫生、补贴、就业、社会保障、财政支付转移等方面，为什么农村和城市不能完全一样呢？同是共和国公民，又总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难道法律就是这样规定农村应该比城市低三分吗？如果真是这样，就说明法律不公了。
从这几年来我国的实践看，关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已经放在战略高度来对待。
政府在农村体制改革、扶贫、扫盲、义务教育、农村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蓝图中也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
的方针，并且取消了农业税、加大了种粮补贴，在农村实验并推广互助医疗、养老保险制度等。
应该说，这些措施在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面貌、提高农民社会地位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并没有缩小城乡差别。
由此看出，还需要从更深层次方面来寻求对策。
例如，2005年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的投入高达3397亿元，是历年来最高的；可是相比之下，我国地方政府每年从出卖农民土地中强行拿走的数额却高达4000亿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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