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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事实上依然是“多取少予”
。
换句话说，即使不是完全实行农村和城市一体化，而是硬要把农村和城市分开来看、对农村生产要素的占有和分配进行“单独核算”
，我国的农村面貌也会比现在改善得更快。
关于这一点，是可以从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得到验证的。
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农产品供给开始从全面短缺走向相对剩余，给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创造了条件。
容易看到，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农民工大规模进城促进了我国城市化发展，甚至是过度发展。
尤其是1992年是个转折点。
从这一年开始我国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绝对数量开始持续减少，不断分化出来向城市转移。
1997年是第二个转折点，当年我国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在全社会劳动力中所占比重首次降到50%以下，表明我国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从1991年到1997年短短6年间，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高达3955万人[7]。
伴随着这一变化，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税费改革中，农业从原来的“纳税”
走向支持和保护，并最终取消一切税收，反过来对农业从资金、技术等方面补贴，这也证明我国的城乡关系出现了新变化。
可以预计，以后我国对农村、农业的反哺力度必然要进一步加大。
这不是谁的恩赐，而是我国面对中等收入门槛的必然要求。
全球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农业的发展是城市化基础，只有城市和农业发展相互协调，才能促进两者健康发展。
所以，今后我国的城市发展再也不能以剥夺农业、农村为前提，否则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非常不利。
顺便一提的是，本书前面所说的打通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并不是主张所有农村劳动力都到城市去打工；就地转移也是一条很好的途径，而这就需要通过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来解决了。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的观点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然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期，城乡差距扩大和发展失衡局面已经很难继续下去，迫切需要解决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城市资源向农村合理流动，形成以工带农、以城促乡发展格局。
在这其中，尤其是要坚持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强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强对特殊困难地区的帮扶和对口支援，建立长效帮扶机制。
不用说，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这些本身就都是根治“三农”
问题的重中之重[8]。
第三节 用雁阵模式实现经济轮动
彻底根治“三农”
问题的一大着力点，在于加快发展农村经济。
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看，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非常现实的一条途径是用雁阵模式实现从南方到北方、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农村的经济轮动，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农村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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