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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很简单，通过增加财政支出结构中的公共服务支出比重、降低经济建设支出比重，更能明显提高人民群众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
回顾过去，我国财政之所以称为经济建设型财政，主要就是因为经济建设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比重过大，从而挤掉了财政支出中用于公共服务支出部分，这是我国公共服务短缺的重要原因。
从具体数据看，我国2008年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支出在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29.7%。
相比而言，全球各国人均GDP在3000美元以下的国家，其平均占比要比我国高出13个百分点；全球各国人均GDP在3000美元到6000美元之间的国家，其平均占比更是要比我国高出24.3个百分点。
容易看出，我国公共服务短缺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再以普通百姓最关心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为例。
2008年我国医疗卫生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只有4.4%，社会保险和就业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为10.9%，两者合计只有15.3%。
可是从全球人均GDP在3000美元到6000美元之间的国家看，它们的平均水平也有31.4%，我国还不到它们的一半！
所以说，立刻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不但是可行的、应该的，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迫切需要，其中的潜力非常大。
要知道，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严重偏低，就必然会增加居民百姓在教育、医疗、养老等费用方面的负担，迫使居民多储蓄、少消费，扩大贫富差距。
而现在政府只要在每年上万亿元的卖地收入中拿出很小一部分用于公共服务支出；或者在大型国有企业每年实现的两万亿元利润中，拿出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相当于上市公司利润分配的比例）上交给财政，用于改善民生[11]；或者开征物业税（房地产税）用于基层行政单位发展教育、文化服务项目，就可以大大改善我国现有财政支出结构，弥补公共服务这块短板，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水平。
除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外，从根本上降低政府收入比重也是一条可取之路。
在2010年12月5日召开的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上，多名学者提出提高我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降低政府收入比重的建议。
例如，中共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就介绍说，“我在2003年算过一笔账，行政公务人员的工资、车辆、三公费用等等，党政公务以及包括行政事业的开支占到全部政府实际支出的37%。
2007年我又算了一笔账，我可能算的口径有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也在38%~39%左右，这比许多发达国家政府行政公务支出占全部政府支出的比重要高得多，我认为这个是不合适的。
如果我们用五年、十年的时间逐步降低到不超过15%，党政公务开支以及三公消费这些开支不得超过全部支出的15%，从现在的30%降到15%，‘十二五’期间可能任务艰巨。
降下来的这些钱可以用于社会保障、低保、公共服务，更加促进公平。”
[12]
其中，要特别强调资金投入向基层倾斜，否则就很难达到扭转公共服务短缺局面的作用。
过去，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非常不合理。
以国家财政中用于医疗卫生的支出结构为例，2008年的这一数据为380多亿元，可是其中用于乡镇卫生院的还不到60亿元，只占15.5%。
其余84.5%用在城市居民身上，而实际上主要是用于公务员的医疗保障。
这种公共服务支出结构不合理，大大加剧了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不利于社会和谐。
所以说，在增加公共服务投入方面，要大幅度增加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投入，才可能朝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向迈出重要一步。
可以说，只有真正做到这一点，才表明我国的政府转型和财政转型是成功的。
财政要向公共财政转型，如果不把主要着眼点放在大幅度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并且尽快把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向全球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靠拢，那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一句空话。
也正因如此，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我国应当在“十二五”
期间把“民富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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