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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雨批评张爱玲的文章在上海引起了轩然大波，的确让死寂的文学孤岛热闹了一番，人们端起杂志热议的便是这个事件。
而几场比较吸引眼球的笔仗是在《杂志》和《新东方》为主的几家杂志上打响的，让这两家杂志赚足了人气。
即便处在舆论焦点中心的张爱玲也出版了小说集《传奇》，赚得盆满钵满。
最倒霉的要属《万象》杂志社老板平襟亚了，事件皆因《万象》杂志连载《连环套》而起，连载到五月便因迅雨的批评戛然而止了。
事件发展至后期红火热闹起来时，平襟亚却被撂在一边冷清得很，好像整件事与他一丁点儿关系都没有似的，这让他大为恼火。
某日一查账，发现之前与张爱玲约定了每期一千，六期截止应领六千，账上却写张爱玲领了七千，平襟亚当然不甘心，果断地在《海报》上发表了《一千元的灰钿》，借着与张爱玲的纠葛将舆论热点吸引回自己身上，也算赚了把眼球。
张爱玲看后忙写信去辩驳。
各说各的理儿，几个回合下来也没个结果，大家就算了，毕竟事件实质也并非全在钱上。
原以为这事就这么结束了，可让张爱玲没想到，刚刚创刊的《语林》杂志为打开局面，也将视线放在自己身上。
钱公侠先生请出她中学老师汪宏生写了一篇《谈张爱玲》。
文章生动描写了张爱玲的中学生活，不经意间将《霸王别姬》这样一篇作文充两篇的事与《一千元的灰钿》联系起来。
张爱玲见了旋即又写了《不得不说的话》投在了《语林》杂志上：
1943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当面交给我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费。
我说讲好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罢，不然‘寅年吃了卯年粮’，使我很担心。
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给我。
但是不知为什么账簿上记下的还是两千元。
我曾经写过一篇否认的信给《海报》，秋翁先生也在《海报》上答辩，把详细账目公开了。
后来我再写第二封给《海报》，大概因为秋翁的情面关系，他们未予发表。
我觉得我在这无谓的事上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从此也就安于缄默了。
平常在报纸上发现与我有关的记载，没有根据的，我从来不加以辩白。
但这事我认为有辩白的必要，因为有关我的职业道德。
我不愿我与读者之间有任何误会，所以不得不把这不愉快的故事重述一遍。
张爱玲文中所提到的秋翁先生就是平襟亚。
《语林》杂志的钱公侠同意发表张爱玲的《不得不说的话》时，也让平襟亚写了一篇《一千元的经过》与之并发，免得别人说自己看法偏颇、有失公正。
平襟亚在文章里列清了张爱玲收取稿费的详细账目和清单，最后说：“物证尚在，还请张小姐前来查验，倘若有诬陷，愿受法律制裁，并刊登各大报纸广告，不论若干次地向张小姐道歉。”
显然，这场屡见报端的口水官司与之前的笔墨官司有共同点，均是将舆论中心放在张爱玲身上，用来扩大自己杂志的影响力。
平襟亚要的是读者关注，张爱玲解释的是清白及在读者眼里的形象。
钱对于两者来说是次要了，因此谁也不会将事情搞得太僵。
目标到了，便各自收兵回营了。
盛名下的张爱玲，成了大小杂志和报馆争抢的对象是不争的事实，就连弟弟张子静和爱人胡兰成也不例外。
张子静和同学张信锦几个热血青年人凑一起，谈及抗日战争、内战政治时局和人生命运时，忧国忧民起来，心血一**便在1944年10月创刊了《飙》，征集了爱国作家及鲁迅研究者唐弢，圣约翰大学校友、剧评家董乐山，东吴系女作家领军人物施济美等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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