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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千纪一位埃及国王的权杖杖头显示他挖掘了一条运河。
众所周知，那时公正的法官是“受害者的堤坝，守护着他以免被淹死”
，而腐败的法官是“流动的湖”
。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拉尔萨（Larsa），一份以灌溉承包商鲁伊吉萨（Luigisa）命名的档案留存下来。
鲁伊吉萨调查了运河建筑用地、工资和规章，组织并监督了挖掘和清淤。
招募工人是关键任务，挖掘水渠需要5400人，偶尔出现的紧急维修一次就要1800人。
他控制闸门开关的工作具有潜在的好处，这意味着控制了水的供应。
他得遵守誓言以免丢掉工作。
当他失去了水渠的控制权时，他向一位更高级别的官员抱怨说：“我有什么罪过，国王把我的水渠夺走了交给额特鲁姆（Etellum）？”
人们很容易将自由的丧失归因于强势领袖的崛起，但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关系。
在古埃及，最常见的国家形象是牧群，国王像放牧人一样照料着国家。
这一比喻可能反映了早期游牧群体的政治观念。
农业比放牧涉及更多的土地争夺，关于土地的纠纷和战争加强了领袖的统治地位。
战争和财富的增加也会让元老和长者失去最高权力，取而代之的是更强大、更明智的领导人。
▲公元前3千纪消失的哈拉帕文明遗存下来的人物塑像之一，表现的可能是舞女，也可能是后来印度传统中的寺庙妓女。
也许，受害最深的是女性。
伴随着出生率的迅速上升，从母系血统到父系血统的转变将妇女与养育孩子联系在一起。
从现存的美索不达米亚法典和中国文献来看，女性的才能越来越集中于家庭。
然而，在家庭之外，城市生活为女性专门从事劳动创造了新的机会。
例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亚述，妇女和儿童可以是纺织工人，他们也可能在哈拉帕的城市里纺棉花。
与此同时，艺术把她们描绘成卑微的角色，比如哈拉帕那些噘着嘴、无精打采的青铜舞女，或许她们是寺庙里的妓女。
然而，妇女可以作为统治者、女先知和女祭司行使权力。
家庭生活给了她们非正式的机会。
现存的文献显示，她们有权提出离婚，有权收回财产，有时还有权从前夫那里获得额外赔偿。
埃及的《教谕书》（BookofInstrus）中说，妻子“是一块有利可图的田地，不要在法律上与她争辩，要防止她获得控制权”
。
储存和保护食物的需求也赋予了统治者权力。
在依赖少数几种作物的社会中，粮食短缺是家常便饭，特别是在收获前的无产出季节。
《圣经》里有以色列人约瑟（Joseph）的故事，他作为法老的宰相将埃及从饥饿中拯救出来，使人回想起“七个荒年”
。
这些不好的时段已经成为民间记忆的一部分，就像“人人食其子”
的年代一样。
如果要反抗自然，那就要增加储备以应对天灾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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