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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一个阿格拉里亚分裂时（就像埃及和中国发生的那样），它可能分解成几十个城邦国家。
在公元前1千纪，这种循环往复是一个重要的动力。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长期趋势是大国吞并小国。
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称其为“鱼的法则”
，即在干旱时期，大鱼吞噬小鱼。
175年的世界
到了我们所述时期的中点175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最明显的是，世界人口大约翻了一番（从1.2亿人增加到2.5亿人），而居住在各个国家的人口也猛增了10倍（从2000万人增加到2亿人）。
随着农民在世界上更多的可耕地上殖民，游猎觅食活动持续萎缩。
到了2世纪，考古学家称之为“希丰巴泽复合体”
（Chifumbazeplex）的农场和牧场在南部非洲牢固地建立起来了。
美拉尼西亚（Melanesia）和密克罗尼西亚（Miesia）最好的土地也已经被挖开用来种植红薯。
霍普韦尔文化的农民正沿着北美的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流域扩展。
在公元前1千纪，欧亚大草原上的牧民见证了制度层面的惊人增长。
当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描述公元前5世纪的斯基泰骑马游牧民族时，他们正生活在国王的统治下。
国王有时会建立大型联盟来劫掠农业社会。
然而，在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在今天的蒙古建立了一个极为庞大的匈奴联盟，以至于完全有理由称其为游牧国家，甚至游牧帝国。
草原上游牧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发展与幸运纬度地区农业帝国的发展齐头并进，像冒顿这样的人通过向定居社会勒索财富来笼络部落首领，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追随者群体。
西伯利亚南部阿尔赞（Arzhan）的1号墓和2号墓分别是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最丰富的草原墓葬；巴泽雷克（Pazyryk）2号墓是公元前3世纪最丰富的草原墓葬。
两者的对比很有启发性：前者以巨大的坟墓、成堆的金饰以及献祭的马为特色，而后者则堆满了波斯、印度和中国的珍宝。
▲公元前1千纪早期图瓦（Tuva）地区的阿尔赞大型墓葬群，包含了用大量金器装饰的墓葬。
这个金碗的装饰是一条咬着自己尾巴的蛇。
然而，农业国家的增长主要在两个方面超过了草原国家。
地理上，阿格拉里亚扩展到以前不为人知的地区；组织上，低需求国家变成了高需求国家，加强了他们干预臣民生活的能力。
有两种主要的增长机制，我们可以称之为初级国家形态和中级国家形态。
初级国家形态意味着不借鉴先前存在的国家的思想和方法来建立政府，而中级国家形态则涉及有关团体通过采纳和调整其政府形式来对邻国做出反应。
当然，在实践中，这两种机制很难截然分开。
例如，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100年，地中海地区从东到西掀起了一股国家形成的浪潮，但学者们很少就本土发展的相对重要性、腓尼基人和希腊殖民者的影响或罗马征服者的影响达成一致。
▲毛毡地毯上的图案，来自公元前5世纪或公元前4世纪的巴泽雷克古墓。
图案捕捉到了埋葬在那里的游牧部落首领显赫生活的片段。
这块地毯也许是从波斯带来的，虽然那里没有类似的古代地毯幸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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