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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冰河时期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为农业产量已不堪重负。
有限的畜力和机械使用、未经改良的种子以及枯竭的土壤肥力使农业生产率较为低下。
长期以来，欧洲人一直试图通过每隔两年或三年就让土地休耕来恢复枯竭的土壤肥力——尽管这进一步降低了生产率。
另一个问题是，许多土地所有者发现，为远方市场种植作物比为当地市场种植作物更有利可图。
例如，在16世纪的西班牙，土地所有者选择养羊（获取羊毛）而不是种植谷物，他们将羊毛运到荷兰加工成布料，而这进一步加剧了当地未充分就业的农村穷人的贫困。
每年两次的夏季和冬季的羊群迁徙，践踏了沿途小农的庄稼，造成水土流失。
17世纪，在东波罗的海的平原上，农村土地和劳动力的另一种变化正在发生。
毁灭性战争造成人口减少，地主们实施种种限制，把农村穷人变成了农奴，禁止他们离开自己的出生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情况发生在以前很少实行农奴制的土地上。
农奴受雇种植运往西欧的小麦，虽然这有助于缓解荷兰的粮食短缺，但也进一步加剧了波罗的海东部和俄罗斯的贫困，在那里，相似的农奴制正在蔓延。
中国的农业总体上效率更高，但农田面积通常比欧洲小。
在这种情况下，源自美洲的新作物的到来为抵御饥饿提供了一些保障。
中欧和爱尔兰的穷人开始消费土豆而不是谷物。
在意大利，玉米粉（玉米粥）成了农村穷人的食物。
中国已经生产了大量高产水稻，所以只有在不能种植水稻的高地才会种植土豆。
一些中国人也开始种植从美洲引进的红薯和玉米。
第二组有利趋势包括重新分配劳动力、开垦土地和提高生产率。
在17世纪和18世纪，中国政府将至少1000万农民从人口稠密的地区重新安置到帝国人口稀少或因战争导致人口减少的地区。
欧洲没有进行这样的重新安置，荷兰的工程师采取了相反的策略：在人口稠密的国家内部或邻近地区开垦新的土地。
在1540年到1715年，修筑堤坝和抽取海水使1500平方千米的土地得以再生，排空湖泊又使1850平方千米的土地得以释放。
在18世纪，一些富有的英国地主雇用荷兰工程师将湿地排干用于耕种。
后来（主要是在1815年以后），他们用更好的耕作方法提高作物产量，其中包括把公共土地围起来供自己使用。
18世纪欧洲和中国不断增长的人口给森林和土地带来了压力。
压力产生的原因部分是家庭对烹饪和取暖燃料的需求，但炼铁和造船对木材的高需求导致了更大面积的森林砍伐。
到18世纪末，英国的森林覆盖率不超过10%，这导致那里的冶炼厂转而使用焦炭（从煤中提炼而来）而不是木炭来炼铁。
法国的情况稍好一些，但到1800年，即使在瑞典和俄罗斯，木材短缺也很明显。
中国的森林砍伐总体上没有那么严重，那里的炼铁厂比英国更早转向焦炭，中国的农民在做饭和取暖时能比欧洲人更有效地使用木材。
即便如此，中国人口稠密地区的森林也遭到破坏，导致了严重的洪灾和连接中国南北的大运河的淤塞。
与欧亚大陆北部相比，美洲的农业和生态转变更具革命性。
早在14世纪90年代，葡萄牙人对印度洋的探索就促使西班牙君主们试图通过向西横渡大西洋，开辟一条通往亚洲海洋的竞争航线。
尽管出生在热那亚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基于对地球大小的错误认知，认为这是一条更短的通往东方的路线，但他在1492年意外地发现了西印度群岛。
这一发现带来的后果是可怕且严重的。
哥伦布带来了一些致富的希望，但与此同时，他们携带的疾病很快开始杀死岛上的原住民，然后是大陆上的人。
很难确定有多少人死亡，但死亡人数之多、死亡速度之快是确定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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