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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经海路到达印度。
因为他的船装有大炮，所以当贸易规则出现分歧时，他可以轰炸当地的港口和船只。
携带武器的外国人从陆路入侵，对南亚来说并非什么新鲜事。
海盗或海上帝国主义者也没有试图控制选定的路线或港口，但这是暴力第一次理所当然地伴随着海上贸易发生。
当瓦斯科·达·伽马抵达印度的卡利卡特港，并在后来访问科钦时，他意识到亚洲水域存在着一个无比繁忙的贸易网络。
几个世纪以来，阿拉伯独桅帆船、印度船只和中国帆船在亚洲各个角落的众多港口纵横交错，从事贸易往来。
棉花、丝绸、瓷器、宝石、香料、糖、谷物、鸟类和野兽，商人们利用每年夏天从西南到东北的季风进行各类商品的交易，这使从非洲航行到印度和更远的地方成为可能。
按重量计算的话，丁香、肉豆蔻、豆蔻、肉桂和胡椒等香料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产品。
来自欧洲的野蛮人是这个令人羡慕的富饶地区可怜的供应者。
据16世纪葡萄牙的一件逸事说，达·伽马经海路成功到达印度后回到葡萄牙，维米奥索伯爵（ioso）问他带回什么货物，以及印度人想从葡萄牙换取什么货物时，达·伽马对他说，从印度带回来的是胡椒、肉桂、姜、琥珀和麝香，他们要的是金、银、天鹅绒和红色绒布。
伯爵对达·伽马说：“原来是他们发现了我们！”
至少在18世纪下半叶以前，在亚洲的大部分地区，西方人更多时候是造访者，而不是征服者。
在新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他们是土著的合作者，土著仍然是自己历史的主人，即使他们屈服于殖民统治。
▲亨利·沃伦（HenryWarren）所作停泊的阿拉伯独桅帆船，作品以宏伟的港口入口为背景，前景是船员们在放松的场景：这是一幅典型的欧洲画作，描绘了19世纪“东方”
逐渐衰落的宏伟及其浪漫的闲适。
在上一千纪即将结束时，历史学家普遍抛弃了欧洲中心主义，这一主义代表了现代西方在近代早期的崛起，被视为一种理想的模式或“奇迹”
，而世界其他地区未能遵循这种模式。
取而代之的是，学者们开始将西方的崛起重新解读为亚洲故事中的一个小插曲。
世界经济的重心——最具生产力和商业活力的社会所在的地区——最终从亚洲转移到了欧洲，从印度洋和亚洲海域转移到了大西洋。
但西方的崛起是缓慢且间歇性的，在不同的活动领域以不同的速度发生。
欧洲商人和货船进入印度洋，使西方人得以利用东方的经济机会，而欧洲列强侵占新大陆的资源则极大地改善了西方人获取财富的途径：从这个意义来看，西方崛起为全球霸权可以说是从16世纪第一次建立大西洋帝国和贸易路线开始的。
至少回过头来看，这可能是本章所涵盖的这段时期世界历史上最显著的特征，而西方人在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越来越多地积累尊重和发挥影响力。
但这一过程直到19世纪才完成，当时新技术、商业和金融机构使西方的生产力在一段时间内无与伦比，其力量也无法被超越。
▲荷兰人扬·哈伊根·范林斯霍滕（JanHuygenvanLins）于16世纪晚期开创性地对亚洲海上经济进行了研究，亚洲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其船舶吨位远远超过欧洲。
从插图中对中国人或爪哇人的西方式渲染来看，这位想象力十足的图版雕刻师显然从未见过真正的帆船，他对这艘船形状的描绘是错误的，图片上的舵柄实际上应该是方向舵。
君主和雇佣兵帝国
在西半球，近代早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商人、资本和贸易枢纽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
虽然威尼斯、热那亚和米兰出现了衰落的迹象，但里斯本、阿姆斯特丹和伦敦正在崛起，吸引了以前占主导地位的南部商人和商品。
跨越大西洋往返航线的发现，再加上瓦斯科·达·伽马发现的一条经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航线，使欧洲的重心远离地中海。
欧洲入侵者用花样百出的手段侵占了西半球资源。
在土著居民因过于分裂或人数太少、装备不足而无法抵抗的某些地区，使用屠杀、恐怖行动、种族灭绝、大规模驱逐的暴力手段就足够了，充裕的定居者或奴隶可以取代被淘汰的土著劳工。
然而，在大多数地区，特别是在安第斯山脉和中美洲向西班牙帝国投降的富裕且技术娴熟的民族中，帝国只有通过谈判和哄骗赢得的本土合作者的帮助才能运作。
西班牙人很幸运，他们所处的地区充满了对陌生人的同情，他们欢迎新来者作为盟友、配偶、仲裁人、商业伙伴，以及接触过遥远且神圣的地平线光环的圣人。
即使在暴力事件最少的地方，本土人口的损失也是惊人的，因为源自欧洲的疾病（当地人对这些疾病缺乏天生的免疫力）消灭了他们90%的人口（除了现在美国西南部的部分地区，原因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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