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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制度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皇帝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在特别任命的内阁的协助下进行统治。
从欧洲到明清时期的中国，一条共同的纽带连接着早期的现代帝国。
他们都经历了历史学家所说的“军事革命”
，这场革命是由轻武器的引入所致。
由于男性必须接受使用这些枪支的培训，维护体系随之发展起来。
这是与中世纪突厥帝国和蒙古帝国的主要不同之处，后者在征服完成后就会解散军队。
常备军让君主掌握了更多权力；军队击退了外部敌人，镇压了内部叛乱。
维持这些机构需要不断提供资金，建立新的组织机构，并使行政机构官僚化。
通过纸张的使用，不断增长的官僚主义亦有助于这些政治组织的联系。
法院、官僚机构和立法机构
十年后的1651年[9]，一位匿名“权威”
出版了一本攻讦英国前任国王查理一世的书：《独一无二的查理：基于多种原始情报、多位公职人员以及国内外国家顾问的信件与笔记》（None-SuchCharlesHisCharacter:Extracted，OutinallTransas，DispatdTheNotesofSeverallPubliisters，andcellorsofStateAsWelAtHomeAsAbroad），试图向其读者揭示前任君主治下的腐败政治。
这部作品虽然匿名，但作者应是巴尔塔扎尔·热尔比耶。
他谴责自己以前王室宠儿的生活，并寻求英国新共和政权的支持。
变幻无常的情绪使他几乎没有朋友，但他的技能和知识，又使政治舞台上的同代人无法忽视他。
许多人认为他不可信赖，但热尔比耶却有不同看法：“（他）生来就有忠诚和不屈服于世上任何人的秉性，他给出过不向任何人屈服的秘密明证。”
持谨慎态度的并非只有巴尔塔扎尔·热尔比耶一人。
欧亚大陆宫廷生活的另一个例子是安东尼·雪利（AnthonyShirley），此人基于实用主义扮演角色和选择政治伙伴，而非民族和爱国主义思想。
安东尼·雪利受教于牛津大学，曾在荷兰和法国执行各种任务，并沿着非洲西海岸和中美洲探险。
1598年，他率领一群英国志愿者前往意大利，参与一场争夺费拉拉（Ferrara）归属权的事端。
为促进英国和波斯之间的贸易，他从那里出发前往波斯。
他还试图激怒波斯人发动对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战争。
雪利受到沙阿阿拔斯一世的欢迎，被授予“米尔扎”
[10]（Mirza）的称号，他为基督教商人争取了贸易权利，并帮助阿拔斯一世训练军队。
他作为阿拔斯一世的代表回到了欧洲，并访问了莫斯科、布拉格、罗马和其他城市。
就这样，作为英国人的他，成为奥斯曼人在欧洲宫廷的代表。
英国人认为他是叛徒。
雪利在1603年被詹姆斯一世（JamesⅠ）监禁，这成了英国下议院在一份名为《道歉与赔偿形式》（TheFormofApologyandSatisfa）的文件中主张的特权之一，即议员不受逮捕的自由。
1605年，当雪利还在布拉格时，神圣罗马帝国的鲁道夫二世（RudolphⅡ）授予他伯爵头衔，委派他去摩洛哥执行一项使命。
随后他作为特使前往里斯本和马德里，西班牙国王热情地欢迎他，并任命他为探险队海军上将。
他至少为四位国家元首工作过，他认为忠诚是工作的一部分。
像巴尔塔扎尔·热尔比耶和安东尼·雪利这样的政治代理人对任何付钱的雇主都很忠诚，他们不受出生地、文化身份、宗教或语言的限制，不断改变效命对象，这是他们作为政治代理人或经纪人这一职业的直接结果。
跨文化外交在15世纪到18世纪在欧洲和亚洲国家中均有所增加。
例如，荷兰人若昂·库内乌斯（Joanaeus）拜访了萨法维王朝的沙阿阿拔斯二世（AbbasⅡ）的宫廷，他的同胞德克·范阿德里赫姆（DirAdrichem）率领使团前往莫卧儿王朝皇帝奥朗泽布的宫廷；英国外交家托马斯·罗爵士（SirThomasRoe）访问了莫卧儿王朝皇帝贾汗吉尔的宫廷。
借助那些能够跨越国界与文化的精英，非洲—欧亚国家间的大使互访和礼物往来日益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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