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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时的许多统治者一样，印度君主经常举行宫廷会议，会见大臣和大使。
从巴布尔的继承人胡马雍（Humayun）开始，为了与其臣民建立联系，莫卧儿皇帝使用了“阳台”
——一种古老的印度教习俗。
而他们在公开场合的露面被称为“阳台觐见”
（JharokhaDarshan），这也是一种消除疾病、虚弱、政变和死亡等谣言的方式。
“阳台觐见”
常发生于首都的堡垒和宫殿里，但如果君主在扩张帝国或视察地区，两间被称为多阿什亚纳曼齐勒（do-ashiayanamanzil）的便携式木屋就被用于向臣民和军队展示君主形象。
莫卧儿画派的几幅画作描绘了皇帝现身时的情景。
在1911年的德里觐见宫，按照传统，乔治五世（GeeⅤ）和玛丽王后（QueenMary）出现在红堡的阳台上，从而将自己铭刻在印度次大陆一长串统治者的公众记忆中。
▲画家约翰·佐法尼（JohanZoffany）可能目睹了著名的1784年约翰·莫当特上校（ordaunt）的斗鸡比赛，这是英国繁育的斗鸡与奥德[11]（Oudh）统治者的本土斗鸡王间的一场较量。
这幅画可以被视作征服印度的隐喻，但共同参与体育运动是英国和印度本土精英建立友谊和实现政治合作的一种手段。
▲马尔瓦尔（Marwar）和焦特布尔（Jodhpur）的王公巴克特·辛格（BakhtSingh）在其宫殿窗口，1737年。
辛格和许多其他诸侯一样桀骜不驯，他们的反叛和拒绝进贡使莫卧儿帝国在实际上崩溃。
他于1739年被波斯侵略者羞辱，并沦落到依赖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力量生存的地步。
近代早期还出现了立法机构，这是政府的一个分支，负责制定法律。
虽然早期的法律是由君主在一成不变的传统体系中制定的，但从14世纪开始，随着变化的加速和法律的增多，立法性质逐渐有了变化。
在14世纪和15世纪与西方其他地区平行的发展中，英国君主通过皇家特许状引入法律，但议员也可以通过辩论和请愿（后来称为法案）启动立法。
然而，与代议制议会在制定和废止法律方面日益增长的作用相比，更根本的是主权（snty）概念的转变，其在中世纪可以定义为享有伸张正义的绝对权利，但在16世纪，至少在欧洲日益被理解为立法的绝对权利。
关于谁应该行使这一权利的冲突变得司空见惯，因为理论家们就君主的权力是直接依赖于上帝还是通过人民及其代表进行调解而争论不休。
在英国内战期间，议会成为一个革命机构，也是反抗国王的中心，并产生了从代表人民到通过法律、监督政府预算、批准条约以及在需要时弹劾行政和司法成员的各种权力。
1776年，当北美的13个殖民地联合起来宣布脱离英国独立时，爱国者政府一致同意将这一权力授予国会；后来，美利坚合众国在总统制下建立，除了极少数例外，立法是议会独有的特权。
从广义上讲，这个由开国元勋们从前几百年的法国和英国政治理论家那里发展起来的模式，已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模式。
伴随宪政的萌芽，一种新的权利学说开始改变西方的政治话语。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中世纪“人类共同体”
教义的发展，由共同的道德义务约束。
但是，跨文化接触在欧洲人眼前展示了人类广阔而多样的全貌，其实际效果如炼金术一般，它将确立道德共同体成员资格的模糊标准转变为黄金标准。
出生于1484年的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deLasCasas）是首位揭露欧洲对拉丁美洲原住民压迫的人。
皈依经历使他成为多明我会士，并最终成为主教。
他说服西班牙王室加倍努力，在法律上赋予土著美洲人与西班牙人平等的权利。
他的论点合乎道德但并不实际，尽管他确实吸引了君主们保护“附庸”
生命的兴趣——因为他们往往在经济活动中“有用”
，但这种观点是基于明显的人类群体间并无固有优劣差异的断言。
虽然他的努力只在实际上带来一些微小的变化，但1550年在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举行的一场辩论中，卡萨斯代表了土著人民的事业。
他质疑西班牙征服美洲的道德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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