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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难以想象但总体上更危险的是，人类的影响现在有可能破坏人类福祉所依赖的生物圈系统。
为了理解这些危险，我们必须尝试衡量人类对整个生物圈的影响。
▲一只北极熊正在研究人类世，自我濒危（self-endangered）的物种在一旁观望。
人类已制造了大量化学物质，而且许多都是有毒的。
来自核武器试验的放射性物质将在未来出现，像铝这样的纯金属形式也会出现，这些金属通常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
纯粹由人类创造的塑料，现在正像巨大的岛屿一样聚集在海洋和城镇的垃圾填埋场中。
自从大约24亿年前氧占主导地位的大气出现以来，这种新物质的扩散从未发生过。
在20世纪80年代，保罗·克鲁岑和其他人证明了CFCs（氯氟烃，已广泛用于冰箱和喷雾剂中）正在泄漏到高层大气中，并破坏了保护地球免受有害紫外线辐射的薄层臭氧（O3）。
幸运的是，人们很快认识到了氯氟化碳的影响，1987年的一项全球公约[4]大幅减少了氯氟化碳的生产和使用。
因此，臭氧层已稳定下来，最终应该会自我修复。
与此同时，人类现在为了建筑、道路和城市而移动的泥土比所有侵蚀和冰川的自然力量所移动的都要多，我们为寻找矿物和化石燃料而挖掘的许多地下隧道将在遥远的未来清晰地显现出来。
我们从含水层中抽取淡水的速度比自然水流补充它们的速度快10倍。
我们对其他生物的影响尤其深远。
随着人类使用更多的地球资源，留给其他物种的资源所剩无几。
因此，现在的物种灭绝速度是过去几百万年的1000倍。
瓦茨拉夫·斯米尔给出了惊人的统计数据，突出了人类不断增加的资源消耗与大多数其他物种不断下降的消耗之间的反差。
他估计，在19世纪早期，人类的生物量（以全人类体内的碳总量来衡量）已经超过了所有野生（非驯养）哺乳动物的生物量。
到1900年，野生哺乳动物的碳排放量大约为1000万吨，人类的碳排放量约为1300万吨。
2000年，野生哺乳动物的生物量下降到500万吨，而人类的生物量上升到5500万吨左右。
与此同时，人类驯养的动物，如牛和羊的生物量增长得更快。
1900年，它们的生物量约占3500万吨，到2000年，它们产生了1.2亿吨的碳。
这些数字意味着，到2000年，人类及其驯化的动物占所有陆地哺乳动物生物量的97%以上。
仅这一统计数字就提供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衡量标准，表明人类突然崛起成为生物圈的霸主。
人类所造成的影响达到如此规模无疑是危险的。
我们知道，塑造地球表面的生物圈是由大气、海洋、陆地、植物群和动物群组成的相互联系的系统，它是有弹性的。
但我们也知道，这个复杂系统的一部分会突然翻转，会影响到所有其他部分。
大约1.2万年前，在经历了几千年反复无常的变暖之后，全球气候突然稳定下来，温度明显高于过去百万年的冰河时代。
全新世异常稳定的气候是整个人类历史农耕时代的背景。
今天，人类的影响威胁着这一稳定的气候系统。
问题是，人类的影响是否有可能推动气候系统跨越全球（而不仅仅是区域）临界点，超越临界点后，它是否会变成对人类不利的新状态？例如，当冰川融化时，它们会留下大面积的黑暗区域，会吸收热量而非反射热量（像白色的冰那样），从而在危险的正反馈循环中加速全球变暖。
同样，森林可以保持水分，但随着大面积的森林被砍伐，森林及其上空的干燥空气可能会迅速将林地变成草原或沙漠。
最后，我们知道，释放大量核武器将对整个生物圈产生直接和毁灭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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