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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胜利的，大多是野蛮。
因此，真正的大文明必须选择最有效的防范措施。
中华文明当时遇到的最大野蛮力量，就是匈奴。
对匈奴，秦始皇的对付办法是长城，汉武帝的对付办法是战争。
否则，匈奴一旦入主中原，很可能是中华文明的消解。
后来匈奴的主体终于被驱赶到西方去了，到了西方，他们又与当地的野蛮力量会合，把一度与中华帝国并驾齐驱的西罗马帝国灭亡了。
罗马文明，连带着希腊文明，就此中断，欧洲陷入了漫长的中世纪。
两相比较，汉武帝功不可没。
汉武帝的时代是个英雄的时代。
开疆拓土，平定边境，凯歌和悲歌交织，锋芒和粗粝俱现。
英雄时代的逻辑与平常时代是不太一样的，司马迁的悲剧也就是英雄时代的悲剧。
对于司马迁悲剧的具体情节，大家应该知道，我在《历史的母本》中也作过系统论述，今天就不在这里重复了。
我只想说一说我对司马迁的总体评价——正是这个在油灯下天天埋首的“刑余之人”
，规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规范。
他使我们所有的人，都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家谱。
王安安：我听到有一种说法，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历史”
就是他们的信仰，中国人追求“不朽”
靠的是“青史留名”
，避免的是“遗臭万年”
。
余秋雨：我很喜欢这种说法。
不是“宗教的历史”
，而是“历史的宗教”
。
历史被拟人化，变成了一个生命，似乎能看到一切、裁判一切、奖惩一切。
这个历史，就具有“亚宗教”
的人格力量。
不错，历史在中国，是一种裁判坐标，而未必是真实坐标。
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侠客游士、文人骚客，他们在做每一件大事的时候，都觉得自己的脑袋后面有一支巨大的史笔。
这支史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历史，也传达了一种有关人间正义的基本界限。
我想对大家提一个问题。
在司马迁之前，《春秋》和《尚书》都已经开辟了修史的门径，那么司马迁对后来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有什么特殊意义？其中有没有负面意义？
王牧笛：我觉得司马迁的特殊地位在于他是一个史学体例的开创者。
在他之前，孔子赋予了历史一种功能，就是“以史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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