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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年轻化分布不均衡
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收入和年龄之间的关系一般呈现出中间高、两边低的曲线，年轻时和年老时收入较低，年龄在45岁左右时达到最高。
中年人经验丰富、竞争力最强，理所当然收入最高。
可是在我国，年纪轻轻不到30岁倒能进入中产阶层行列。
这是因为，市场转型重塑了两代中国人的利益结构：作为计划经济社会中间阶层的国营企业职工、即目前的这一代中老年人，在市场经济下出现了整体衰落；而新崛起的一代年轻人，特别是一些新兴产业和大城市中，正在形成新的中间阶层。
这些年轻人普遍具有高学历，在新兴行业或外资企业就职，而这些行业和企业又处于上升期，于是水涨船高，他们进入了中产阶层。
这种新中产阶层的出现，在全国范围内并不是均等的。
根据李强教授1996年在全国23个省市的县级以上城市调查，发现有这样的规律：在省会城市，30岁以下的年轻人收入要高于41～55岁的中老年人；而在县级市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收入却低于41～55岁的中老年人。
究其原因在于，在大城市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大款，是他们提高了该年龄组的平均收入水平 10。
这就是说，虽然从总体上讲，年轻人中的中产阶层比例较高；可是从社会总的阶层分布看，我国中产阶层的比例仍然很小；尤其是在大城市的比例要高于小城市，这表明在全国范围内还不普遍。
收入悬殊，与权力背景有关
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一种权力排斥现象——体制外的人要想获得相应发展机会，成本要高于体制内的人。
随着市场机制的全面引入，体制内、体制外两种不同分配机制，分化出了两种不同利益群体，“准中产阶层”
群体从此出现。
家庭背景的关系
这种“准中产阶层”
群体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私营企业主，另一部分是干部“下海”
经商者。
在下海经商的那部分人中，许多人具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并因此大踏步进入中产阶层。
他们个人或家庭因为具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和背景，有机会借助于权力资源优势，在体制外方便、轻松地获得高收入，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中产阶层。
例如，有一位理论工作者，本来是摇笔杆子的，没有半点经商头脑，可当时他却第一批下了海，而且与许多干部停薪留职相比，他是干干脆脆的直接辞职。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父母是国家计划经济部门的高级干部。
父母给他提供什么钢材紧缺的信息，然后帮助他获得相应批文，靠这些批文他就能赚钱。
事实上，他下海后的第一笔生意就赚了好几十万。
在之后的事业发展中，他又利用这种家庭资源很快把事业做大。
显而易见，这种家庭背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利用这种家庭背景进入中产阶层也是不正常的，因为它直接预示着每个人的发展机会不同。
发展机会上的不公，必然导致社会地位分配结果的不公，而这与和谐经济、和谐社会的宗旨背道而驰。
精英联盟的勾结
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结构中，还有一种“精英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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