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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春霖向摄政王上了一个密折，认为庆亲王在庚子事变中虽然稍有功劳，但自当国以来，政以贿行，官以私进，如袁世凯、徐世昌、杨士骧、赵秉钧、冯汝骥、唐绍仪、袁树勋、增韫等，莫不以重贿破格擢用。
而袁世凯尤为其心腹，他们借新政之名，引用私党，遂令官场相习成风，以奔走为事，钻营为能。
江春霖向摄政王举报庆亲王、袁世凯等相互勾结，结党营私，提醒摄政王设法反制庆亲王尤其是袁世凯。
配合江春霖的举报，晚清政治舞台上另外一个不甘寂寞的著名御史赵炳麟也趁机发难。
他上书监国摄政王密陈袁世凯包藏祸心，结党营私，挟制朝廷，如果让袁世凯继续留在军机处，他日必生意外之变。
赵炳麟建议监国摄政王趁着袁世凯势力尚未高度集结时突然行动，将袁世凯逐出军机处。
赵炳麟预言，只要清除了袁世凯，那些与其进行利益结盟的政治小人必将闻风而散；反之，如果听之任之，袁世凯的政治势力必将急剧扩大，到了那个时候，根深固结，再想动他就很难了，监国摄政王或许也得像先皇帝那样面对袁世凯这样的权臣敢怒不敢言，忍声吞气，俯首帖耳。
江春霖、赵炳麟以袁世凯戊戌年出卖先皇帝的由头刺激监国摄政王，有点儿文不对题，不过他们所说的袁世凯培植势力有政治野心，真的使监国摄政王有点焦虑。
据说，摄政王在批阅这几份奏折密报后极为震怒，责成秘书班子拟旨将袁世凯开缺。
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最高领导者当然最忌惮大臣功高震主，专权跋扈。
江春霖、赵炳麟的举报挠到了摄政王的痒处。
不过当摄政王拿此事和庆亲王、世续等皇族成员商量时，这几位皇族要员都不太赞成。
经过协商，满洲贵族最高层达成妥协：第一，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即免去袁世凯的现有职务，让他回老家休养，理由是袁世凯一直治不好的脚病；第二，调满洲贵族那桐进入军机处，填补袁世凯开缺后的遗缺。
不过，无论是江春霖的举报，还是赵炳麟的密报，在朝廷给袁世凯的开缺决定中都没有提及，甚至连一点影子都没有。
这份免职令反而刻意强调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在过去许多年夙承先朝，屡加擢用，为朝廷重臣，原本应该在这新旧转换的特殊时期发挥更大功用、承担更多责任，不意袁世凯现在的足疾越来越严重，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不得不免除其现有职务，让他回老家专心静养，以体现朝廷关爱体恤之意。
从朝廷的这个命令中，我们根本感觉不到袁世凯犯了什么错误，有了什么问题，只不过是因为袁世凯患了足疾，步履维艰，无法继续任职，需要休息而已。
朝廷的处理当然没有达到江春霖、赵炳麟等御史的最低限度要求，朝廷甚至根本无意使用“罢斥”
之类的字眼。
这个谕旨给人的感觉就是对一个有功之臣的病休和惋惜，所以江春霖、赵炳麟等御史们看到这个谕旨非常生气。
据说赵炳麟在朝廷的谕旨颁发后又上了一道密折，建议监国摄政王必须坚定去袁决心，必须缜密从事，必须任用正人，必须解散党羽等。
还有传闻说赵炳麟在与监国摄政王对谈时，甚至建议公开宣布先皇帝手诏，杀袁世凯，起用袁世凯的死对头岑春煊掌控禁卫军和军咨府，起用康有为、梁启超等袁世凯的死敌为朝廷顾问，罢斥庆亲王等。
这些说法和传闻当然非常荒唐，因为作为监国摄政王，他太清楚他的哥哥先皇帝的真实情形了，太清楚袁世凯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所以对江春霖、赵炳麟的建议并不予以采纳。
朝廷对袁世凯只是采取开缺回籍的处理，让这位刚过半百的老臣回到老家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谁也想不到仅仅几年时间，袁世凯又会成为朝廷所仰赖的重要人物。
化不开的心结
作为清政府政治的新核心，摄政王载沣在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多年关照和栽培下，不至于幼稚到相信康有为的造谣和宣传，他当然清楚1898年中国政治转折的关键点，知道袁世凯是有密可告但并没有告，袁世凯在康有为这些改良主义者和清政府两个方面都是道德无缺。
假如袁世凯当年真的像康有为所指责的那样不堪，那么就很难理解袁世凯在戊戌之后的升迁和不断被重用。
问题在于，康有为在外面的宣传，使社会上对摄政王载沣掌控清政府政治权力后的政治走向有了诸多猜测，舆论上一般相信摄政王载沣一定会为他的哥哥光绪帝报仇雪耻，整治袁世凯。
其实这只是外界的揣测，并不代表真实的历史。
摄政王载沣与袁世凯之间确实有矛盾，只是这个矛盾并不那么幼稚和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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