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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般规律，新主人上台后总是要从平反冤假错案开始，大赦天下，提升心腹，收买人心，重振王朝新气象。
这是中国历代王朝政治的一般规律。
在比较平和的情形下，摄政王载沣掌控权力后，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尽量向流亡在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放政权，像民国初年新政府所做的那样，不管康有为在1898年做了多少对不起太皇太后和光绪帝的事情，其在国外流亡的这些年毕竟始终以保皇为号召，毕竟没有与革命党联手对付朝廷。
现在慈禧太后不在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回归主流社会的可能性至少在理论上出现了。
如果摄政王此时顺应潮流，从这些方面入手，相信在民族和解、民主重建、民生提升这几个方面一定能够在先前君主立宪改革的基础上再出发，宣统元年的情形一定是另外一个样子。
然而摄政王没有按照这种历史惯例和常规进行，他在太皇太后去世后不久，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拿太皇太后当年的宠臣、重臣袁世凯开刀，结果适得其反，人心丢失了一大半。
摄政王之所以拿袁世凯开刀，当然不是他认为袁世凯有负于他的哥哥光绪帝，主要的还是袁世凯在政治上坐大，功高震主，已经严重影响了朝廷的政治安全，是清政府内部少壮派无论如何都不能继续无视和容忍的。
我们知道，袁世凯是继李鸿章之后汉大臣中的第一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手腕比他的老师李鸿章更厉害。
他不仅拥有清政府的绝大多数权力，更重要的是，袁世凯对财富本身的潇洒与大方，使他在清政府内部攀缘结交了许多重要关系。
在大清国，谁都知道袁世凯是慈禧太后的大红人，是朝廷倚重仰赖的重臣。
袁世凯炙手可热，天下无敌，在强权人物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掌控下，当然没有问题。
因为只要主子有本事，有权谋，再能干的奴才也只能是奴才，不会变为主子。
有本事的奴才会得到主子的青睐。
这种青睐不过是让奴才多管些事多出些力，并不意味着主子准备把这个家交给奴才。
主子随时可以将这个能干的奴才废了，因为只要抽掉这个奴才的活动平台，再有本事的奴才也没有办法。
袁世凯在慈禧太后、光绪帝的时代，无论拥有多大权力，其实都是在给大清国办事，在给朝廷办事。
袁世凯这个分寸把握得很好，所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从来没有感到袁世凯对他们会有什么威胁。
现在的情况不同了。
现在是弱势的摄政王执政，而摄政王在过去几年中，就屡屡与强势的袁世凯有冲突，且每每被袁世凯打败。
他们之间的相互怨恨已经积累很久，摄政王不想继续使用袁世凯这个能臣了，袁世凯似乎也不想为这个新主子服务了。
现在，相互有点怨恨的双方终于找到了爆发的突破口。
摄政王与袁世凯之间的怨恨，主要还是因为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汉人高官，尤其是军事高官的崛起，不仅损害了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利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威胁到了摄政王的政治统治。
在慈禧太后的默许、纵容和支持下，清政府在过去几年的政治改革中，确实准备走上行政中立的政治道路，准备像东西洋立宪各国一样，最大限度地消弭人们生而不平等的出身问题，所有的人享有生而平等的政治权利，除了君主之外的政治职位对所有人开放，不再以出身决定一个人的升迁罢黜。
清政府的这个政治选择当然有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的政治压力，但从本质上说也表明清政府和满洲贵族中大多数人开始觉悟。
行政中立的原则既没有表明汉人高官的政治优越，也没有再规定满洲贵族的政治优先，但是毫无疑问，满洲贵族在政治架构中永远只能是一个非常小的比例，虽然这个政策在表面上并不是要损害满洲贵族的利益，但在客观效果上肯定对满洲贵族不利。
这也是后来之所以会出现一个令人奇怪的“皇族内阁”
的根本原因。
清政府的行政改革在客观上符合汉族官僚的利益，然而在慈禧太后、光绪帝主导的新政和预备立宪政治改革过程中，汉族高官尤其是袁世凯还没有为汉人谋私利的主动意识。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汉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一直在海外宣扬种族革命和民族革命，民族分野在当时的国内政治界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
袁世凯等汉人高官既然已经获得了政治上的一定发言权，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有意识地将自己与孙中山的革命党联系在一起，至少不愿让自己的政治作为成为满洲贵族保守派攻击的把柄。
二是汉族官僚不论高中低哪个层面，都占有绝对多数，既然已经占据绝对多数，他们更没有必要在这方面挑起满洲贵族集团中保守派的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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