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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两个原因，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汉人高官无论在当年的政治改革中怎样竭力争夺、竭力出风头抢镜头，他们都没有引起清政府最高政治层的反感。
慈禧太后、光绪帝很坦然很欣赏地看着袁世凯等汉人高官拼命工作，相信他们绝不是为汉人的私利而工作，而是为大清国的久远利益、为朝廷的长治久安而工作。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判断是对的，但是满洲贵族中的保守势力特别是那些少壮派，他们眼见原本自己可以不劳而获，可以不才而得的位置、权力都被这些能干的汉人高官抢走之后，其心中的醋意难以言说。
于是他们与汉人高官，与袁世凯的钩心斗角、相互倾轧终于从潜流公开化。
这就从事实上验证了孙中山在海外所宣传的“满汉冲突”
。
1906年9月，袁世凯奉命进京参与中央官制改革的讨论。
在袁世凯授意下，编纂官制局提调孙宝琦、杨士琦等人认为，中央官制改革的关键是行政中立的原则。
在那时尚没有党派冲突的前提下，他们认为影响行政中立的关键在于官僚身份的认定及出身。
他们建议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
将来的责任内阁主要是对议会负责，而不是对朝廷对皇上负责。
这当然是君主立宪的应有之义。
这样就可以保证行政中立，但显然削弱了朝廷和君主对行政的控制，当然也削弱了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对政府的控制，因而也就激起了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普遍反对。
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的少壮派认为，袁世凯等人的这些建议具有非常险恶的用心，像体制外的孙中山等革命者倡导的那样，反对满洲贵族对中国的统治。
他们与孙中山的区别只在于，孙中山是用武力、暴动的方式从外部攻击大清王朝，而袁世凯等人则是用改革的名义、用和平的手段从内部瓦解大清王朝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于是这些少壮派针锋相对地反对废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的建议，反而参照立宪国家行政中立和军队国家化原则，提出设立陆军部，统辖全国军队，将各地督抚的军权统统收归中央。
这个主张从理论上说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只是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看，显然是针对袁世凯这样大权在握的督抚，是假借立宪的名义削弱汉人高官对军事权力的掌控。
换言之，即便袁世凯这样的汉人高官心里并没有像孙中山那样老是想着汉人、满人的身份区别，但在满人眼里，已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意思了。
据说，在这次讨论中，袁世凯等汉人高官与满人高官之间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气氛高度紧张。
孙中山等人在外面的宣传肯定影响了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使这些满洲贵族产生恐惧。
这部分人真的开始怀疑汉人与满人的离心离德，不过清政府最高统治层如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并不像少壮派那样担心。
他们认为既然身份认同已经成为政治变革中的大问题、大障碍，那么就应该解决这些问题，让这些问题不再成为政治改革进程中的大问题、大障碍。
所以在稍后的讨论中，清政府一方面比较明确地否定现在就立即废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的建议，另一方面宣布废除过去中央各部院“双首长制”
，即宣布废除满尚书、汉尚书的区分，在新官制方案中实行满汉平等的原则。
中央政府任命的新尚书不再区分满汉，只是在最初一批新尚书名单中，还是满洲贵族出身的高官占了多数，汉人所占的比例反而不如满汉“双首长制”
的时候多，这当然使许多汉族官僚感到郁闷。
除此之外，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的少壮派对袁世凯等人揽权深感不满或者说不安。
他们想着法儿要求清政府通过改革的方式去剥夺汉人高官对权力的占有。
他们不再像慈禧太后、恭亲王奕?等当年对汉族出身的高官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那般信任和仰赖，反而接受孙中山的宣传，以为满汉之间处于利益冲突之中。
他们要求限制官吏的兼差，这在客观效果上当然是要打击袁世凯这样能干的汉族官僚。
所以到了1906年年底，原本热情推动政治改革的袁世凯反而成为“被改革”
的对象，于是他自觉请求清政府免去他的所有兼差，并主动交出北洋军队统帅权，支持设立陆军部。
他似乎期待以此换取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少壮派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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