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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退让并没有换来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少壮派的信任，他和少壮派之间的较量角逐、暗中较劲愈演愈烈。
当然，袁世凯处于被动状态，少壮派则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
他们暗中煽动言官御史捕风捉影、栽赃诬陷，交章弹劾袁世凯权重势高，贪私误国，甚至恶意预言袁世凯迟早要像历史上的曹操、刘裕那样篡位夺权。
仅1907年，据说举报袁世凯的信件就有五六封之多。
清流们的攻击当然没有影响慈禧太后对袁世凯的信任，慈禧太后、光绪帝和此时主持朝政的庆亲王知道袁世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们对袁世凯的信任不仅没有因为满洲贵族少壮派和清流们的攻击而稍减，反而愈加信任袁世凯。
1907年9月，清政府调任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与刚刚调任来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一起协助庆亲王主持中央政府日常事务，成为慈禧太后、光绪帝最信任也最离不开的重要人物。
即便在为光绪帝选择皇位继承人以及选择摄政王载沣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慈禧太后都曾认真听取袁世凯的意见，这是满洲贵族统治集团过去所不曾有过的。
慈禧太后对袁世凯的信任是不必怀疑的，袁世凯对清政府、对皇上、对慈禧太后的忠诚也是真诚的。
只是慈禧太后和皇上的突然去世，反而使这种信任成为袁世凯的政治包袱和压力。
本来，在慈禧太后向袁世凯征询皇位继承人问题时，袁世凯竭力认同由三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支持载沣为摄政王为监国。
他这样做的目的可能会有多方面的考虑，但毫无疑问，袁世凯期望自己的真诚拥戴能够化解他与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少壮派的矛盾，大家能够携起手来帮助摄政王监国载沣领导国家渡过这段最困难的时期。
然而遗憾的是，袁世凯的拥戴并没有换来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少壮派的理解与和解。
这些少壮派集中在摄政王周围，不断向摄政王施加压力，要求处死袁世凯，以防止袁世凯利用手中曾经拥有的军权发动政变，篡夺大清王朝的统治权。
国家刚刚遭受慈禧太后、光绪帝两位主要领导人大丧这样重大的打击，如果立即就对慈禧太后、先皇帝十分信任的大臣下手，绝非国家之福，弄不好就会社稷动**，甚至引起内乱。
因为不仅有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外面虎视眈眈，在寻找一切机会，即便是袁世凯曾经统率的北洋新军，也绝非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少壮派说拿来就能拿来的。
即便拿来，也不一定就听话，甚至可能起来推翻他们。
果不其然，当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少壮派军人密谋收拾袁世凯的时候，袁世凯在北洋的政治盟友和追随者就在保定府发动了一场小小的兵变，弄点颜色给摄政王和那些少壮派看看。
结果摄政王就没有完全答应少壮派的要求，而是于1909年1月2日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病了事。
这不仅使袁世凯对这些不中用的满洲少壮派更加瞧不起，而且可能连带着对摄政王的大清王朝产生了不信任不堪辅助的政治心理。
可能就是从此时，袁世凯开始与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离心离德。
摄政王用自己的手为大清王朝制造了最强有力的敌人。
重大外交失败
袁世凯开缺回籍的原因当然不是那么简单，可能还有许多人们至今并不明白的背景与原因，甚至是当时国际大环境的产物，是列强在远东竞争的必然结果。
我们知道，袁世凯是慈禧太后在生命最后岁月最为仰赖的重臣。
他与汉大臣张之洞分享着中央政府日常运作的权力。
张之洞的主要职责在内政，而袁世凯以外务部尚书的身份主管着大清帝国的外交事务，与外务部管部大臣庆亲王合作密切。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马关条约》之后的大发展，列强在中国的投资越来越大，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突出，中外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中国的内政越来越多地受制于外交，外交博弈成为清政府当年最重要的一门功课。
这也是袁世凯在政治上地位凸显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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