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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后来的思想家鲁迅所说，中国人的性格在本质上是保守的，就像对待一座腐朽的房子，你要让他拆下窗户，那他是一百个不情愿不乐意。
但是你如果让他直接拆了房子，那别说拆窗户了，他甚至连门都愿意拆掉。
这就是南北僵局无法化解时的情形。
鉴于这样一种情形，要想打破僵局，唯一的出路就是怎样才能倒逼清政府中的强硬派让步。
于是我们看到南方革命党人、立宪党人及新军之间酝酿着两个比较鲜明的政治谋略，两个各具特色、相互平行的谈判渠道。
一个是唐绍仪与伍廷芳大张旗鼓的高调谈判。
作为袁世凯的总代表，唐绍仪率领庞大的议和代表团浩浩****从北京至武昌，再至上海，营造和平气氛，稳定各地局势，但这场谈判从一开始就很艰难，主要障碍就是真正意义的君主立宪方案并没有得到清政府强硬派的认同，不得已转而以民主共和去冲击君主立宪，逼迫清政府强硬派让步。
这是公开的、透明的谈判，虽然各方私下有交易有妥协，但谈判大体处在公开状态。
与公开谈判几乎同时进行的另一场谈判是秘密进行的，这场谈判的主导者就是段祺瑞。
根据袁世凯幕僚原初规划，南北和谈化解危机原本就不是一个单轨策略，当君宪主义不再被朝廷中的强硬派接受后，以共和替代君宪，或者说以共和去冲击朝廷中的强硬派，倒逼他们同意接受君宪主义的思路浮上水面。
这场秘密谈判的主事者都是南北军人，北方军人有段祺瑞的手下靳云鹏、曾毓隽、徐树铮、廖宇春。
廖宇春早年留学日本，后协助冯国璋、段祺瑞创办北洋陆军学校等，此时为直隶陆军学堂总办。
靳云鹏为段祺瑞的老部下，深得段祺瑞的赏识与器重，与徐树铮、吴光新、傅良佐同列，被视为段祺瑞皖系四大金刚，时任北洋军第一军总参赞官。
曾毓隽的职务为参议官，徐树铮为总参谋官，反正都是段祺瑞身边重要人物。
他们与北方红十字会负责人夏清贻一起商量了一个和平方案。
廖宇春、靳云鹏和夏清贻等人认为，现在南北兵力相当，长此下去，不是造成南北分裂，就是和平永无了期，长此以往，受难的还是老百姓，是全国人民。
现在南方革命军的宗旨就是实现共和，而这一点北洋军并不反对，北洋军只是忠于袁世凯才与革命军作战，所以南方能够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则共和可望、和平可期。
他们以此意上报段祺瑞，获得认同，因为段祺瑞当然知道战争的后果，知道最终的结局只能如此。
有了段祺瑞的首肯，廖宇春等人来到上海找到顾忠琛。
顾忠琛毕业于安徽武备学堂，曾任江浙联军攻打南京的参谋总长，此时为黄兴的特别顾问。
廖宇春等人向顾忠琛说明来意，而顾忠琛很快意识到这是南北和解的一个重要机会。
顾忠琛的这个反应是对的，因为黄兴早在湖北与黎元洪联合抵抗北军打击时，就有过类似的想法与方案，以为南北之间的和解可能还要从袁世凯身上寻找出路。
所以当黎元洪、黄兴等人收到袁世凯南北和谈的书信后，于11月8日、9日分别复信劝说袁世凯离开清政府，赞助民军，表示一旦民军有机会重建中华共和国，就一定推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
黎元洪、黄兴的主张并没有被袁世凯接受，因为袁世凯此时心中还是期待以君主立宪体制的真正实现作为化解危机的唯一方案，毕竟这个方案已经提出十年了，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共识和奋斗，现在机会来了，虽说是一场政治危机，但化危为机，也不失为一个重要选项。
所以袁世凯重出江湖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后，他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一意孤行坚守君宪主义立场，直至清政府内部的强硬派不愿让步，袁世凯的想法开始变了。
以袁世凯为新政府第一任大总统的方案原本就是黎元洪、黄兴的构想，只是当时条件不具备而无法实现，现在段祺瑞的代表向顾忠琛重提这个方案，深知此事来龙去脉的顾忠琛没有不同意的道理。
顾忠琛代表黄兴表态说，袁世凯果真像各位所说的那样颠覆清政府，为民造福，那么大总统一席，南方革命军一定会全力支持。
黄兴获知这个情报后也表示，自己之所以在过去几天不愿接受南方各界拥戴出任什么临时总统，其实就是虚位以待袁世凯。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所以黄兴授权顾忠琛与廖宇春等人在上海甘肃路文明书局进行谈判，并于12月20日达成五项秘密协议：第一，确定共和政体；第二，优待皇室；第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第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第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
廖宇春、顾忠琛的这个方案是经过段祺瑞同意的，但这个方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袁世凯的意思，历来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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