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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国家、民族大局为重，只计较于个人的权势与家族的私利，这是所有封建专制统治的特性，并非哪朝哪代、某一个人的“专利”
。
逆来顺受的老百姓似乎也能“理解”
，只是对那些将这种特性推到极致的统治者才予以唾弃，比如石敬瑭之流。
宋太祖虽也考虑收复失地、一统天下，虽也想着怎样才能使得大宋帝国繁荣富强，但他放在首要位置的，仍是个人的利益——如何坐稳江山。
刚一上台，他就剪灭公开的反对派，而后又以怀柔的手段，通过“杯酒释兵权”
的方式，将潜在的对手与隐性的反抗毫不留情地加以剿灭。
杯酒释兵权之后，他的统治是稳固了，但地方势力顿时薄弱，异族入侵无以抵抗，将所有问题一股脑地推给了中央政府。
从巩固统治地位来说，杯酒释兵权似无不可，但在四面皆敌的情况下就向自己的军事力量“开刀”
，宋太祖进行得也太早了一点，颇有一点风声鹤唳、神经兮兮的味道。
待到中华一统、天下太平之时，再来解除将领的实权，那才称得上真正的谋略。
为防大臣专权自重，宋太祖总是将一些实权部门一分再分，添设了不少新的机构，致使官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内耗，办事效率极为低下。
不少大事小事，最后都推到了他这个皇帝面前，非他亲自拍板不可。
宋朝虽设谏官，其职责却悄悄地消失改变，由谏议君王成为专察臣子百官的御史，历来所谓的“丞相听天子，天子听言官”
之局面不再重现。
皇帝的权威至高无上到了极点，几乎无人可议无人可谏，大臣唯有偶尔以祖宗成法来稍稍规束一下天子。
至王安石提出“祖宗不可法”
后，皇帝也就变为真正的“天子”
，无人可以监督，没有任何法规能够束缚。
宋太祖在政权、军权收归皇帝一人的同时，也将财权全部集于中央。
过去方镇所收赋税，基本自留，送到朝廷的极少。
这固然为地方官员聚敛财富中饱私囊提供了方便，有着一定的弊端，但地方的自主权与灵活性也相应地得到了发挥。
宋太祖进行财政改革，诏令天下诸州，除留取规定的正常经费而外，其余的将全部送交中央，不准占留。
这一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约地方势力的作用，但当时的交通运输、财政管理都无法跟上，还得增设相应的政府官员，造成的损耗难以估量。
宋朝的财政收入与唐朝相比，增加了七八倍。
但是，要供养一大批由政府派到各地的政府官兵及数目庞大的禁军，由唐时的三千人养一官兵，变为三十人养一官兵。
表面看来，宋朝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了，而实质上则大大减少了。
即以宋英宗时期而言，国家财政年收入高达六千多万，而官兵的费用就花去了六分之五。
剩下的六分之一，朝廷还能干些什么？发达的经济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消耗于无形之中，宋朝的积贫积弱就这样无可避免地成为定势难以扭转。
因此，每当边衅一开，国家财政无力，而地方财政又归于中央，早就势力薄弱无所建设，仗还没打，胜负就已见出分晓。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表面看来，军权已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只要拥有军队，就会存在领兵作战的将领；而将领一旦博得部下的信任，控制了属下的兵士，就有可能凭借手中的力量防不胜防地发动军事政变。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将领拥兵自重的弊端，只有改革军制才能达到目的。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宋太祖采取了建立枢密院与三衙并存的军事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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