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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臣可杀，则何人不可杀？正是一代代法家的共同努力，他们将封建专制集权推到了顶峰与极致。
由于法家治国推行严刑峻法容易引起报复，更由于他们“鼓励”
国君随便杀人，因此，法家大臣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一个个到头来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严格说来，法家学说属战时体制理论；一旦国家统一，统治者大都采用儒学治国。
自秦朝覆亡，西汉独尊儒术，传统法治虽然一息尚存，但已没有多大的“市场”
。
“文革”
时期的评法批儒，全国只允许一个声音，计划经济过于集中，对老干部、知识分子压抑打击，等等，实质上就是法家战时体制专制统治的一种回光返照。
一、皇帝超出于法律之上。
皇帝集国家一切大权于一身，既是立法者，也是司法者和执法者。
历代封建王朝有治吏、治民之法，却没有治君之法。
所有法律的解释权、审批权、执行权都在帝王手中。
皇帝可一言定法，也可一言废法，其诏、令、敕、谕等同样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二、法律不平等。
皇帝不受法律约束，自古皆然。
此外，法律的弹性相当之大，各人的身份不同，犯同样的法，处罚也各各有别。
对待贵族官僚，更是赋予种种豁免特权。
三、法律的儒家化——礼法结合。
儒家的纲常名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法调整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谓“德主刑辅”
，“出礼入刑”
便是封建法律的一大特点。
董仲舒更是开创了“经义决狱”
的司法传统，以《春秋》大义进行裁决，将儒家经典置于法律之上。
传统法律只涉及行政、刑事等公共事务，而民事方面则受传统礼教风俗控制，没有关于家庭、贸易的私法与民法。
宋朝以后，家族法规、乡规民约也成为国家法律的一种补充。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
四、行政司法合一。
中央司法机关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只是皇帝的附庸；地方司法机关则由行政机关兼理，最高行政长官就是最高司法官，他们全都隶属一人——封建帝王。
而西方现代民主法制的核心内容与原则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严格实行立法、司法、执法三权分立。
现代法治与民主宪政相联系，在本质上反映社会公众的意志而非个人或某些团体的意志，它是一切社会生活及公共权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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