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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就是“上帝”
，就是神意。
它凌驾于一切之上，所有权力包括国家权力都置于法律的范围之内，即使国王、总统、首相，都得受其制约，必须遵法守法，只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使职权。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没有谁可以超越法律之上，也没有谁拥有任何特权逃脱或减轻法律的裁决。
其内部机制的重要特点就是法官终身任职、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力量干预、左右与影响；为确立司法公正与司法信任，司法机关在法律上享有绝对权威，而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了法律约束，最终都要接受司法机关的检验。
由此可见，中华法系历史悠久，但并非严格意义的现代法治，其专制性、残暴性、随意性与封建政体相吻合，长期地施行着一种人治政治。
异化，是人治政体下不可避免的一大特征。
人治模式中的官员是人民的统治者、支配者，具有管理、教化人民的职能。
他们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逐渐集名、利、权于一身，具有高于普通人的尊贵特权。
官职成了一根闪闪发光的“魔杖”
，拥有官职就意味着拥有一切。
于是，一种以官为本、官贱民贵的社会群体心理——“官本位”
就这样形成了。
官本位突出官权，贬低民权，以官为主，以民为仆，本末倒置，官位就这样慢慢地异化了；而那些拥有官职者“一登龙门，身价十倍”
，自我膨胀，对上则奴，对下则主，没有人格的平等，被权力阉割，完全失去了“人味”
。
因此，人治模式下的人，都已异化得不成人样，难以找到一个真正的、纯粹的、大写的人！
人治模式下，必须形成任人唯亲、虚伪谄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因循守旧、朋党之争、庸官当道、外戚专权、宦官为祸等诸多恶习与弊端。
与人治关系最密切的，就是令封建皇帝最为头疼的贪污腐败现象。
历代都有严厉惩治贪官的法律，朱元璋更是将那些被判死刑的贪官拉到每个府、州、县设有的“皮场庙”
去剥皮，并将剥下的皮填充稻草、石灰等物，然后挂在衙门的公座旁以儆效尤。
可贪官们总是“前仆后继”
、屡禁不止，一个比一个更贪。
根源就在于人治下的封建法律本身的缺陷——人民没有法权。
官场属“黑箱”
操作，政治不透明，只有自上而下的直线制约，没有自下而上的普遍监督。
民众除了叹息、旁观、祈祷而外，对贪官无可奈何，也就难怪清官意识在广大民间上升为某种类似宗教的虔诚崇拜了。
人治是中国古代社会所特有的一种政治现象，它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思想，也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是长期积淀形成的历史传统。
中国古代文明是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文明，农民以家庭为单位，从事个体生产与经营活动。
这种经济的长期延续，一方面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从春秋战国到清朝末年，铁器始终是农村主要的生产工具；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人为地制造了一些适合小农生存的条件，如重农抑商政策就是。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被固定在一块土地上相互隔绝，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也就没有必要建立民法、商法等法律体系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与行为准则。
也就是说，社会性的法治缺乏诞生的土壤与条件。
从上我们可以寻到中西两种法律的不同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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