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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是“圣人”
或国家主观设计制定的，它自上而下，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治民之具”
，统治者希望人民不懂法、远离法，而由他们为民做主，其目的是安排社会成员间的身份地位，然后各归其位、安分守己地生活；而西方是由社会成员在彼此的交往中由个人自下而上自发产生的，具有公约的性质，它有一个民众认同的天然保护层，其任务在于确定社会成员间的平等权利义务关系，保障规则之下的个人自由。
中国商品经济不发达，也就没有以商品经济为内容的民法。
正是民法，充分体现了法治的价值，其中的人权、所有权、平等权是现代公民权的原型；民法中的社会契约观念、平等自由精神、个人主权意识正是宪政法治的社会文化源泉与基础。
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传统所决定的社会土壤，难以自发地诞生现代宪政法治。
即以哲学思想而言，直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才具有一点真正的民主意识。
他在《明夷待访录》中指出，秦以后的法律都是“一家之法”
“非法之法”
，而不是“天下之法”
，于是“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
而此前历史上所有思想家的认识，都没有超出封建人治的基本范畴。
哪怕鸦片战争后的列强入侵，虽然对中国封建国家主权有所打击、削弱，但并没有对内部的专制政体构成冲击与破坏。
近代的仁人志士们引来西方“火种”
，追求民主、科学、自由，即使他们，民主也非政治变革所追求的真正目的，而是作为一种富国强兵、反帝救亡的手段。
此后，救亡的呼声便一直压倒、掩盖了民主的启蒙，直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
其实，当唐太宗将封建人治推至顶峰后，后人们在无法企及的失落与衰败中早该认真反思，换一种“活法”
了。
尽管如此，唐朝仍是中国人心中一个遥远的理想社会、一片灿烂的文明梦境。
当中华民族的民主法治走上正轨，封建人治作为一种永远不再的历史遗迹后，我们再来回望唐太宗所开创的传统人治与封建盛世之巅，感受唐朝的博大、强盛与阳刚，或许会从另一角度获得某种独特而深刻的启迪感悟，获得一种永恒而神圣的朗朗光照与奋斗不息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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