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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方屿把预调研的初步结果整理成了一份报告。
周主任看了之后，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
“你这个分析框架，和传统医疗纠纷研究的角度不太一样。
传统研究是结果导向——出了什么事，是谁的责任。
你这个是过程导向——纠纷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那一步的。”
方屿握着手机，站在阳台上。
窗外是北京四月的夜，栾树的枝丫上开始冒新芽了。
“是郑深帮我看出来的。
他做律师，习惯从时间线里找断裂点。
纠纷激化不是一个瞬间，是一连串没有被接住的质疑。”
周主任在电话那头又沉默了几秒。
“你的课题方案，下周卫健委那边要开论证会。
你准备一下，去汇报初步思路。
带上你那个律师朋友。
论证会上有法律界专家，他能帮你挡专业问题。”
论证会那天，郑深去了。
卫健委的会议室在阜外大街一栋老办公楼里，长条桌，米白色桌布，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
参会的有卫健委医政司的官员、几家三甲医院儿科主任、还有一个做医疗法的法学教授。
方屿站在投影幕布旁边，把预调研的初步结果和课题框架放出来——数据来源，分析维度，预防机制的设计思路。
他的声音不大，语速不快，每一张图表都停在它该停的地方。
法学教授在方屿讲到分析框架的时候打断了他。
“你这个纠纷激化节点的分类——沟通型、流程型、认知偏差型，这个分类依据是什么？”
方屿刚要开口。
郑深坐在长桌的另一头，比法学教授先一步说话了。
“沟通型，是信息传递环节的断裂，比如术后风险告知不充分。
流程型，是制度设计本身的缺陷，比如投诉渠道不通畅。
认知偏差型，是医患双方对同一医疗行为的理解存在系统性差异，比如医生认为的‘正常并发症’和家属感知的‘不被重视’。
这三类的分类依据不是法条，是纠纷从发生到激化的时间线上，关键转折点所处的环节。
这个框架的雏形来自实际案例的时间线分析，不是先有分类再套案例，是先从案例里找规律再归纳分类。”
法学教授看了他一会儿。
然后低下头，在笔记本上写了什么。
没有再追问。
方屿站在投影幕布旁边，手指在遥控器上轻轻停了一瞬。
他没有看郑深，但嘴角有一个很淡的、自己都没有察觉的弧度。
论证会结束后，卫健委的官员把周主任拉到一边，说这个课题的思路很有落地价值，同意项目正式立项，经费按标准拨付。
周主任点了点头，转过身看了方屿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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