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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知名的范例,便是蒙田的《随笔集》。
自1931年以来,伽利玛出版社专门新设了一个名为“散文”
的作品系列[7],其中许多文本都成为加缪的阅读资源。
《西西弗神话》正是“散文”
文丛中的第十二本。
1939年2月,在一封致让·格勒尼耶的信中,加缪写道:“我正在为我关于荒诞的随笔努力着。
我不再打算把它做成一篇学术论文。
这将是一部个人化的成果。”
[8]所以,不能把《西西弗神话》视为一部纯粹的学术思辨,必须充分体认其中的个体性与加缪的个人化风格。
随笔中涉及的许多荒诞经验直接来自加缪的人生:险些致命的肺结核、第一次婚姻的彻底失败、从小熟知的底层社会等,这都让他充分体验到内在欲求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巨大间隔。
而加缪在随笔后半部分论述的诸种“荒诞人”
,亦即那些能够对荒诞保持清醒意识同时继续行动之人,包括唐璜、演员、征服者与创造者,也都与他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
所以,《西西弗神话》首先是一次加缪的自我诊断与自我梳理,他想知道自己何以为生,可以有何作为,最终从这一个人化的视角出发泛化至人类的普遍经验。
同时,《西西弗神话》虽非纯粹的学术著作,又不完全是一部直抒胸臆的作品,其中既有加缪私密的生命经验,又夹杂着许多他关于文学史与思想史的体验与思考,构成一个颇为庞杂的互文体系。
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
版《阿尔贝·加缪全集》关于《西西弗神话》的注释中提到:
我们可以想见这些加缪所偏爱的作家——马尔罗、普鲁斯特、麦尔维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能够如何启发他对“荒诞性”
的思索,1936年5月,他计划就此写作一部“哲理性作品”
。
1938年12月,工地似乎依然敞开;加缪记录了他的阅读文本:克尔凯郭尔的《论绝望》(由克努德·菲尔洛夫与让-雅克·加图翻译,1932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读了乔治·古尔维奇,《德国哲学的当代趋势》(富杭出版社,1930年)一书的作者。
在大学里,勒内·普瓦里耶似乎曾引导加缪接触了胡塞尔、克尔凯郭尔和海德格尔;让·格勒尼耶,他的高中哲学老师与思想导师,促使他加深了对帕斯卡尔、圣奥古斯丁、普罗提诺、舍斯托夫的理解,舍斯托夫是俄国哲学家,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阐释者,著有《死亡之启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1923年出版法译)以及《钥匙的统治》(1928年出版法译)。
加缪对存在哲学的研究在1938年到1940年得到了深化;他还阅读了,例如蕾切尔·贝斯巴洛夫的《进展与抉择》(1938),书中谈及马尔罗、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克尔凯郭尔以及“舍斯托夫面对尼采”
。
[9]
从这段注解中可以看到,一方面,加缪在文学与哲学方面的阅读准备颇为庞杂,思想资源也颇为丰富;另一方面,对于他在《西西弗神话》中提到的诸多哲学家,除了克尔凯郭尔和舍斯托夫这类已经有部分著作得到法译的思想家,其他诸如胡塞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等,加缪的阅读经验其实相对有限,更多时候仅仅是通过诸如《德国哲学的当代趋势》这类介绍性读本获得浮光掠影的印象,却又在此基础上大胆地展开个人化的解读。
这也就难怪萨特在《西西弗神话》出版不久后善意地揶揄道:“加缪先生不无卖弄地引用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的文段,却似乎并非始终理解正确。”
[10]作为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受过系统训练,能够阅读德语原文并且在柏林做过专门进修的哲学家,萨特的评价其实一针见血。
要知道,在加缪书写《西西弗神话》的时代,海德格尔的早期思想代表作《存在与时间》甚至尚未译成法文(加缪去世后的1964年才出现了第一个完整法译本),虽然译有一本《什么是形而上学》,却远远不能代表海德格尔庞大的思想体系,而加缪并不能像萨特一样直接阅读原典[11]。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加缪当时对海德格尔的认知中,存在误读的成分,不宜对其论述过于较真。
不过,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对这些哲人的评价,其本质并非试图厘清他们的哲学思想本身,而是借题发挥,谈论加缪自己的所思所想。
用加缪自己的话说,他的目标也不是要去书写一部当代德国哲学史,而是“论述一种在这个世纪四处可见的荒诞感受,而非一种确切说来我们的时代尚不了解的荒诞哲学。
因此,出于一种基本的诚实,首先需要指出,它受惠于一系列当代思想”
。
“受惠”
一词,充分指明了这些思想资源对加缪的意义。
用中国古人的话说,不是“我注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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