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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左二：王绳祖；二排左二：陈恭禄，左三：贝德士，右一：章开沅
第二点是师生互动比较多。
贝德士是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出身，课堂上重视师生互动自不待言，就是陈恭禄等老师授课，也不是一讲到底，也注重师生互动。
我至今都记得，在陈老师的课堂上，我曾经露过一手。
大概是讲到鸦片战争的时候，他讲着讲着停下来问：“哪位读过《达忠集》？”
恰好那一次大家都没有看过这本书，所以答不上来。
我倒是从头到尾很有兴味地看过。
我说：“我看了。”
他说：“那你向大家介绍介绍吧。”
于是我就随意介绍了几句。
由于这个缘故，陈老师对我印象还不错。
其实，我课外活动比较多，专业老师布置的参考文献从来没有读完过，之所以《达衷集》读得比较认真，是因为这本书编的文献，有很多是外国商人在中国沿海活动的记载，像游记一般，看着有趣。
第三点是课堂教学管理很严格。
上课时虽不点名，但座位均按姓名英文字首次序排列，教师往讲台上一站，手持名册，环视课堂，谁到了，谁没有到，一目了然。
我的姓氏“章”
不是拼作“Zhang”
，而是拼作“g”
，因此上课时总坐在前面。
附带说一下，金大的教学管理井井有条，但教务部门职员很少，如学籍管理责任最重的注册组只有两位职员。
平常就是这两个人处理日常事务，到了要登录分数的时候，临时找学生当助理。
一般而言，我的课程学得还可以，但有两门课弄巧成拙。
一门是经济学。
我自认经济学有点底子，上课也非常用功。
老师讲边际效用，介绍六个图解即六种模式，考试的时候，我自以为是地将其发展为十二种，以为肯定能得到老师的高评，结果却惹老师不满，只得六十分。
另一门是逻辑学，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课程，但因为我已经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考试的时候难免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语言，结果被比较保守的倪老师判了个“不及格”
。
这是我大学期间一点缺憾。
除了可以自己选择的课程，还有一些是必须上的通选课，如大学语文和公民课。
大学国文必须学一年。
公民课的主讲多属党棍之类，因此给人印象不好，学生上课纯属应付。
从公民课的情况来看，国民党是在推行党化教育，但还比较隐晦。
至少国民党的机构在高校里不能公开，更无从影响学校的教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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