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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自然，是没有意志而能动的意思，亦可称之无为。
在人类中，至德纯渥的人，禀天气多，所以能则效天之自然无为，禀气薄小者，不似天地，所以称之为不肖之人，所为不肖便是不似天地之无为，而是有为。
贤之纯者乃黄帝、老子，他们操身恬淡无心于为而物自在，无意于生而物自生。
在《易》中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在《论语》中说：“大哉，尧之为君也！
巍巍乎！
惟天为大，惟尧则之。”
便是这个意思。
（《论衡·自然》篇）由此观之，可以知道，王充与扬雄一样，皆采取黄老之自然因循主义。
相信因循自然为绝对的，他对于人类的道德及修养的过程讲得很简略，他以为人性中有善恶高下的差别，也是自然。
彼在《本性》篇，列述世硕、公孙尼子、孟子、告子、荀子、董仲舒、刘向、扬雄等之性说，最后说：“自孟子以下，至刘子政，鸿儒博生，闻见多矣……邓文茂记，繁如荣华；诙谐剧谈，甘如饴蜜，未必得实。
实者，人性有善有恶，犹人才有高有下也……孟轲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
他以为人性是不能变易的。
（《本性》篇）
总之，王充之《论衡》，对于打破当时的迷信，有很大的功劳；但未能树立新哲学，而利导世务。
所以后来的诸子，转换方向，折衷儒家与法家，发有益于当世之用的议论。
代表这个新倾向之诸子，主要的是王符的《潜夫论》与仲长统的《昌言》。
王符，安定临泾人，其生死年代不明，因其与马融（公元78—166年）为友，大概是桓帝时代的人，从小好学问，有志操，立仕官之意，著书二十余篇，现有《潜夫论》二十六篇。
各篇之内容，在其最后之叙录中说明；校订此书的汪继培，更概括地说：“王氏精习经术，而达于当世之务。
……不为卓绝诡激之论。
其学折衷孔子，而复涉猎于申商刑名、韩子杂说。”
这是很能把握其要点的。
即王符此书，是以法家之说润色儒家的主张的，句句皆能实际适用。
《四库全书提要》品评此书说，符书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洞悉政体似《昌言》，而明切过之。
他是继承王充之批评的态度，转移于政治问题上，于儒家之外添加了法家的。
仲长统（公元179—220年），山阳高平人，建安中，被任为尚书郎，后来参与曹操的军事，其著作有《昌言》三十四篇。
《昌言》今亡佚不传，在《群书治要·意林》与《后汉书》本传中，尚摘录其主要的章节；严可均之《全后汉文》中，把这些散见的章节收集了拢来，更广辑佚文，故由此可知其大体。
开首所说德教人君之当任也，而刑罚佐助之的话，便是表示《昌言》之内容，是折衷儒家与法家的，与《潜夫论》同样。
总之，王符及仲长统，戒浮靡，辨章功实，任贤考功，以礼制之，以刑威之，以改善衰世之风俗，这是法家色彩很浓厚的儒家。
这种法家化的儒教，到下一时代，由曹操实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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