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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经学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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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十二章中已经说过，两汉的经学，为后汉末大儒郑玄所统一了。
《周易》《毛诗》《三礼》，郑玄都作注，惟《春秋》则不注。
可是，与他同时代的学者服虔，则有《左氏春秋》之注，传服氏之注，乃得郑玄的草稿而作成的，故依此可以补足郑注之缺，因此，综合郑氏之《易》《书》《诗》《三礼》之注和服氏的《左氏春秋》，可看作郑玄的经学。
然而，至魏朝时，王肃每事都反对郑玄而写诸经之注释。
王肃的注解，现在皆散佚而不传，惟兹有一宜注意者，乃《尚书》的孔安国传。
所谓孔安国传，乃由东晋的梅赜而出世的书，清初的考证家阎若璩则断定这是梅赜的伪撰。
但其后丁晏又举出这书已存在于梅赜以前的证据，指出其传意多数与王肃的意见相合，而想定其是王肃的伪撰。
然而，丁晏的假定，证据尚不充分。
王肃的门人有名孔晁的学者，作《逸周书》之注，此人又有《尚书疑问》三卷的著作，《隋志》云，这是王肃、孔晁之共撰，惟《新唐志》又注云，这是王肃、孔安国的问答录。
因此可知，孔晁的字，是安国。
于此，我想《尚书》孔安国传便是孔晁传。
如果他是孔晁，则他和王肃的意思相符，亦是当然的，又它存于梅赜以前，也无怀疑之必要。
总之，《尚书》的孔安国传，确系与王肃有因缘之注。
第十四章已略述过，魏王弼作《周易》之注，晋韩康伯补之。
降至晋朝，杜预著《左氏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
据《集解》之序云，杜氏收集刘子骏（名歆）、贾景伯父子（贾徽与贾逵）、许惠卿（名淑）、颖子严（名容）诸人之注而作之，没有说到服虔之事。
但据清儒丁晏的《左传杜解集正》云，其偷窃服注为己说者甚多，但阅其礼制时，亦发现有孔安国传《尚书》依照王肃说的形迹。
因而，魏晋之际著名的经注有三：第一为《周易》王弼注，乃借老庄思想去改解旧说；其第二的《尚书》孔安国传与第三的《左传杜氏集解》，都是依王肃义而改易郑学的。
因为晋武帝之母文明王皇后，是王肃之女，武帝是王肃之外孙，所以，晋一代经学是尊重王肃的，于是遂采用了袒护王肃的《杜氏集解》和孔安国传。
惟及其后，晋迁都江南，北魏兴起于北方，北魏道武帝重经学，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其后，为着历朝都奖励郑学而重视之，从此南北两朝的经学便发生了明了的区别。
《北史儒林传》曾说及此区别：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书》则郑康成，《诗》则并主毛公，《礼》则同遵郑氏。
如果要更简单评价，可以说北方是纯郑学，反之，南方则混合王肃、王弼之学。
其后，南方东晋亡，宋、齐、梁、陈四朝相继兴起，北方的北魏则分为西魏、东魏、北周、北齐，遂出现了史家所谓南北朝时代。
经过了南北朝时代，经学亦确然存有南北之区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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