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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学代表者试述徐遵明。
徐遵明，字子判，华阴人，为求学而至上党从屯留王聪，学《毛诗》《礼记》《尚书》一年，其后屡易其师，亦不能满其意，遂闭户读《孝经》《论语》《毛诗》《尚书》《三礼》，后又得《服氏春秋》而研究之，著《春秋义章》三十卷，人称为海内儒宗，永安二年（公元529年）为乱兵所杀，时年五十五，遵明以《易》授庐景裕，在景裕门下有权会、郭茂二人。
传其后讲《郑氏易》者，皆出自此二人之门。
在遵明之门下，又有李周仁、张文敬、李铉、熊安生，其后李铉做北齐文宣帝时的国士博士，著《孝经》《论语》《毛诗》《三礼义疏》《三传异同》《周易义例》等共三十余卷，熊安生亦做北齐的国士博士，其次做北周的露门博士，著《周礼义疏》二十卷，《礼记义疏》三十卷，据说，其后通《礼经》的学者，多半是熊安生的门下生。
与遵明同时的学者有刘献之，著《三礼大义》四卷、《三传略例》三卷、《注毛诗序义》一卷及《章句疏》三卷，是博学之士，特别擅长《毛诗》。
传之于李周仁，李周仁传于程归则，程归则传于刘敬和、刘思轨，闻其后谈《诗》者多数出自二刘门下。
总而言之，北学皆宗徐遵明、刘献之，都尊奉郑学。
南方宋、齐二朝之际，为着不重视儒学，故关于经学不必论述。
但梁武帝在天监四年（公元505年），开五馆，立国学，任命明山宾、陆琏、沈峻、严植之、贺玚为五经博士，各人主持一馆，教授五经，因此，经学顿然勃兴了。
当时学者著名的著作可列举者：崔灵恩有《三礼义宗》三十卷，《左氏传义》二十二卷，皇侃有《礼记义疏》五十卷，《论语义疏》十卷，戚衮有《礼记义》四十卷，顾越有《毛诗》《孝经》《论语》等义疏四十卷，费甝有《尚书义疏》十卷，张讥有《周易义》三十卷，王之规有《左代春秋义》四十一卷，此等著作中，《礼》和《诗》都是用郑氏与毛氏所疏释的东西，这点与北方相同，惟《易》以王弼为主，《尚书》以孔安国为主，《春秋》以杜预为主，这点与北方完全不同，这里亦有南北经学之差异。
在《世说》的《文学》篇中，褚裒对孙盛赞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
孙盛答之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
但支遁闻之则评曰：“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这已很适当地表现了南北学问之精神。
支遁的意思大概说，北方的学者博览，而失其主要之点，好像在明显的地方看月，虽瞭望广大，而无明确的中心；反之，南人不能说是博览，惟把其要点，好像是从狭小的窗子看太阳，眼界虽狭小，而能明确地理解其要点。
《北史·儒林传》亦把同样见解以“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之句来表现。
后世的考证家称，南学混有老庄思想，不是纯粹的儒学，在此评语中露出了不满之意，但想到当时思想界的形势，经学中混入老庄思想，似乎是不得已的，亦有人认为由此便提供了儒学的哲学基础。
南北两朝为隋所统一，隋朝学者刘焯（字士元）、刘炫（字光伯）二人，曾受《诗》于刘献之的三传弟子刘思轨，问《礼》于徐遵明的门人熊安生，故他们原来是传北学的人，同时也兼习南学，及其作《尚书》之疏，便采用孔安国本。
与此前后，姚文安及秦道静二人，亦开始整理《服氏春秋》，其后又兼讲《杜氏春秋》。
就这些事实来看，大约学界的大势，已渐次倾向于南学。
其后不久，隋亡而唐兴起，唐太宗忧虑经籍中文字多异同、经义多陷于分歧，便命颜师古计划统一经文，敕孔颖达等计划统一经义。
于是，颜师古研究南北经本的异同，作颜氏定本，孔颖达等参酌南北经义，作《五经正义》，从此，经学便完全统一。
然而，颜师古祖父颜之推之为人，乃初仕梁，后奔北齐，及北齐亡又事北周，而曾阅览了江南河北两本的人，检读其著作《颜氏家训》的《书证》篇，常以江南本为是，河北本为非；颜师古的定本，恐怕正是尊重其祖父的意见，而袒护江南本的。
孔颖达是冀州人，幼时谙诵崔灵恩的《三礼义宗》，及长，从刘焯学经义，故他一定是袒护南学的人，一看在他监督下所编纂的《五经正义》，不仅《易》用王弼注释，《尚书》用孔安国传，《春秋》用杜预《集解》而作注疏，并且，在其既采用了郑注本的《礼记正义》中，比较北学的熊安生和南学的皇侃说：“熊则违背本经，多易茆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愈远矣。
又欲释经文，惟聚难义，犹治丝而棼之，手虽繁而丝益乱也。”
如此地抑制北学而发扬南学，由此去推测，唐初《五经定本》与《五经正义》，有人说是统一南北经学的，但大体上可以说是采用南学，因而，当时学者问会经学，从此一定，儒学的发展，遂告一段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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