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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有感于郑氏之说，乃作《诗序辨说》，而辨明《诗序》之伪造，即以《诗》之本义，考量作诗人本意而作《集传》。
朱子云，据《汉书·儒林传》则《诗序》乃卫宏所作，如再细细研究，可知并非全出自卫宏一人，而为两三人所续成。
苏子之见确有独到之处，然最初之句既非诗人所作，则不如率性弃之进而玩味诗之本文更为得当（《语类》八十）。
这样一来，朱子既同意苏辙之意，乃更进而近似欧阳子派的读诗方法了。
他激赏欧、苏二公说：“子由《诗解》好处多，欧公《诗本义》亦好。”
又说：“欧阳会文章，故诗意得之亦多。”
如此看来，我们说他治《诗》方法是来自欧阳子的，这大概不会错吧。
年谱曾谓，朱子六十九岁时作《书传》，但是书至今乃不传。
不过从他在《语录文集》里说过的话看来，他对于《书》实有超常之见。
他说：“《书序》恐不是孔安国做，汉文粗枝大叶，今《书序》乃细腻，只似六朝时文字，《小序》断不是孔子做。”
又说：“《尚书》《小序》不知何人作，《大序》亦不是孔安国作，怕只是撰《孔丛子》底人作。”
由此可知，朱子既疑《诗序》更疑《书序》。
他又疑安国之传云：“《尚书》孔安国传，此恐是魏晋间人之作，托安国为名，与《毛公诗传》大段不同。
……如《孔丛子》亦然，皆是那一时人所为。”
又云：“伏生之书多艰涩难晓，孔安国壁中书却平易易晓。”
则他虽未疑古文为伪书，然亦注意到今古文的不同。
其后，蔡沈得朱子之意而作《集传》，识别今古文之分，而开后来明证古文伪作的先风，由此，可见朱子读书眼光之一斑了。
朱子又常称东坡《书传》谓为“解文义者甚多，又善得文势”
。
要是我们细考他否定《书序》的全部过程，就晓得他受东坡《尚书》见解的影响实在不少。
他是先和东坡《书传》之意见一样，断定《康浩》篇首“惟三月哉生魄”
以下四十八字为《洛诰》之断简，更而疑《康诰》为武王之诰，《书序》乃成王之诰，最后遂否定《书序》全体了。
至于论及《三礼》，则朱子以《周礼》为独言之书，而以《礼记》为《仪礼》之传，乃合《仪礼》与《礼记》更集诸书之礼事而作《仪礼经传集解》。
他在《乞修三礼札子》上曾经说“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略有端绪”
，大概就是指这本书了。
这书他生前不过著成三十七卷，其后门人黄榦补二十九卷，始为完书。
《语类》八十五曾云：“《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类，莫不皆然，只是《仪礼》有《士相见礼》，《礼记》却无《士相见义》，后来刘原父补成一篇。”
由此可知他整理礼经的来源了。
不过，这里要注意的是，他虽曾以《仪礼》为经而以《礼记》为解，然亦以为《仪礼》中时有相等于《礼记》的地方，而《礼记》中亦往往混集经文，不得一概而论（《语类》八十五），其后，江永著《礼书纲目》，整理《礼记》工作始达于完成。
而朱子经、记混同之说，后遂为邵懿辰经中有记、记中有经说之渊源。
我们可以说，由于他能识别一部分古书之中常混同着新旧二部分，由此以鉴别古书，就有了一个标准。
他以同样的方法，分析《孝经》而分为经与传二部分，分析《大学》篇也分为经一章与传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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