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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学者虽对此尚有非难之声，然亦可见他读书眼光之犀利和其见识的高超了。
朱子评《春秋》，而尊之为明道正谊、权衡万世之作，然他并未著有论《春秋》的书。
只是改订以同样目的而作的司马光《资治通鉴》，成《通鉴纲目》五十九卷。
说到此书的由来，据其《序》云，司马光作《通鉴》，取其纲要为《目录》三十卷，后忧失于简，拟作《举要》八十卷未成，后胡安国虽作《举要补遗》，然亦未能谓为完全。
于是朱子与其同志乃更由司马光、胡安国之四书而作《义例》，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使得观览之便。
不过，朱子要编此书的理由主要的还是因温公之旧例在正名分、记正闰上尚有遗憾之处，这，他在那书面里也曾明显说过。
试引其《答李滨老书》中之一节，文意说：“《通鉴》之书，顷尝观考，病其于正闰之际、名分之实，有未安者。
因尝窃取《春秋》条例，稍加概括，别为一书，而未及就。”
（《文集》四十）可知他编纂纲目乃欲以《春秋》条例以正正闰、以定名分的。
然纲目亦非全部为朱子所作，朱子仅作大纲而使赵师渊作细目，而其中大体精神当本于朱子，因之，这个纲目，可谓为朱子的《春秋》学说了。
综观以上所述朱子研究五经之态度与方法，可知其受欧、苏二子影响者甚多，而更发展二子之说，在甄别古书真伪方面，可谓启一新纪元。
近顷从事考证学者多言宋学之弊，平心而论，宋学末流固无论矣，纵老手如朱子，其字句训诂，亦不免粗忽之识，然苟批评者不因辞而忘质，则朱子之学，不但非凡庸考证家所可望其项背，更可谓为开考证之端倪。
如清初顾炎武、阎若璩辈，其考证之学也无非出自朱子而更发展起来的。
欲窥宋学之全豹，有必须注意之一点，厥为自孙复以至欧阳子，自欧阳以至刘攽更而至司马光、朱子其间，立足于《春秋》与历史之学，盛行名分、正闰之论，其有裨于振作道义者实在不少。
朱子治经，已如上述，吾人论及朱子更有不可忽略者厥为其第二类《四书》注释诸书。
当朱子四十三时，曾集洛学九家之说著《论语精义》二十卷，《孟子精义》十四卷；四十八岁时，再撮精义之要为《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还作《四书或问》三十九卷，以明取舍之理由；其后犹屡有改订，又预备作《大学》与《中庸》详解，整理之为《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这是他六十岁时的工作，直到临死，还不断地改订，其注释《四书》之苦心，由此可知。
《论语》乃孔子之言行录，汉以来即尊为六经之总纲，后汉赵岐以来，《孟子》亦有数家之注，至唐韩愈，尤为重视之，然《大学》与《中庸》，仅被当为《礼记》之一篇，素为人所忽视，如《礼记》郑注亦以为《中庸》篇乃子思之作。
至于《大学》，则甚至作者亦不可明，乃至刘宋、戴颙著《中庸传》二卷，梁武帝又著《中庸讲疏》一卷，张绾、朱昇、贺琛体圣旨而作《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唐李翱本之，作《复性书》篇，此书乃渐为人所重。
下而至范仲淹、周子则更为显著，及至河南程子出，尊《大学》为孔子遗书，司马光亦作《大学广义》一卷而单行，由是，独辑《大学》与《中庸》而附以注释者遂日多。
及朱子出，以为《大学》乃传子思之学，而《中庸》则子思所作，更配以《论》《孟》，由此《四书》，可见孔子以至曾子、子思再传于孟子之儒家道统。
乃力为阐明而作注释。
且说：“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
然欲简而易知，约而易守，则莫若《大学》《论语》《中庸》《孟子》。”
（《文集》五十九《答曹元可》）又说：“不先乎《大学》，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论》《孟》，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归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论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以是观之则务讲学者，固不可不急于《四书》。”
（《大学或问》）由是，朱子死后集注遂被学官采做教程，推行很广，而自此《四书》就成了比《五经》更重要的著作了。
若欲概言汉、唐与宋之经学，可以说前者是以《五经》为中心而后者是以《四书》为中心的学问。
《四书》是宋学又是朱子学的圣典，而表彰《四书》示后学以从学之门者厥为周、张、二程之功绩，是以朱子乃把他们的著作辑做一起，并加以注解，再成第三类之书。
其中《太极图解》及《通书解》乃解释周子之著述，《西铭解》注释张子之书，而《二程全书》则辑二程子之语文。
还有《上蔡语录》与《延平答问》则录二程子以至朱子问诸师儒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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