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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纂言》又本朱子意以《左氏》为主而以为《春秋》之义乃公、谷氏所订正，于《礼》则以朱子之经传通解为未定稿，严别经、传、记之不同，而加以注释。
总言之，他的《五经纂言》差不多可以说全样自朱注，然此外亦有其自身之创意者，确为当代少见的名著。
他在《易纂言》中曾说：“吾于《易》书用功至久，下语尤精，其象例皆自得于心。”
于《书纂言》中云：“顾澄何敢质斯疑，而断断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为古书，则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
于《春秋纂言》中云：“皆取之于义。”
综合起来看，可知草庐实在是有非常明晰的观察力，而好像又是确信着自己心里有着昭然灵知的本心的。
我们可以说正因为他有了这样的天分，所以其著作乃有许多独创之见，治朱子学而同时又倾心于陆子之本心，都是由于这原因吧。
他的《书纂言》，区别今古文之不同，有裨于近代研究者不少，可谓开后代考据家阎若璩之先河，朱陆之学，久相对峙，他却能完成其中的折衷，这个功绩更应该特别说明。
郑玉，自子美，号师山，幼敏悟，长而攻究《六经》，尤长于《春秋》之学。
其生年虽不可详，然据传云，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明兵入徽州时，被拘而缢死于狱中，则可知比之吴澄，尤为后辈。
师山，最初师事吴暾、洪震老、夏溥三人，他们都是夏希贤的门人，而夏又是杨简高弟钱时之弟子，所以郑玉可以说是陆子五传的弟子。
可是在他的《文集》中，我们也可发现他赞朱子为集群贤之大成者，而谓今人乃驰心千里之外，徒弄空言，实有负于朱子云。
由是可知他实在是开端自陆学而更融会朱学于其中的。
他又说：“陆子之质高明，故好简易，朱子之质笃实，故好邃密。
各因其质之所近，故所入之途不同，及其至也，仁义道德，岂有不同者？……后之学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异。
江东（朱学）之指江西（陆学）则曰，此怪说之行也；江西之指江东则曰，此支离之说也。
此岂善学者哉！
朱子之说，教人为学之常也；陆子之说，才高独得之妙也。
二家之说，又各不能无弊。
陆氏之学，其流弊也，如释氏之谈空说妙，工于卤莽灭裂，而不能尽夫致知之功。
朱子之学，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寻行数墨，至于颓堕萎靡，而无以收其力行之效。
然岂二先生垂教之罪哉，盖学者之流弊耳！”
（《宋元学案》九十四《送葛子熙序》）可知他实在是洞察当时朱陆二派之弊而各取其长的了，亦可见我们所谓他出自陆子而融会朱子的话是不错的了。
不过他说过下面的话，又好像是以为朱学更胜于陆学的一样。
他说：“近时学者，未知本领所在，先立异同，宗朱则毁陆，党陆则非朱，此等皆是学术风俗之坏，殊非好气象也。
陆子静高明不及明道，缜密不及晦庵，然其简易光明之说亦未始为无见之言也……但其教尽是略下工夫，而无先后之序……而学之者有弊。
学者自当学朱子之学，然亦不必谤象山也。”
（《学案》九十四）
吴澄与郑玉可谓元代之代表的学者。
前者发自朱子而倾向陆子，后者则以陆子趋向朱子，不同的就是前者注重陆子而后者则偏重朱子，相同的就是二者的折衷的态度。
而且这样折衷的态度是元儒的特色，然，此时朱学之黄金时代已成过去，陆学渐开始抬头，而其后阳明学说亦已渐露曙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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