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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格物致知以至诚意,由诚意而正心,而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为《大学》之教,而其最根本者厥为格物致知,阳明之致良知说,就是照上面所说那样的解释致知格物,而以为道德之极乃在穷极吾心之良知。
这个致良知说和朱子的格物致知论同样根据《大学》“致知在格物”
句,又同为实践的道德说,然二者之解释乃极其不同。
朱子以知为主观的心之作用,以物为客观事物,而主张穷极客观事物之理乃始能充实主观之知云云;至于阳明,则亦以知为主观之作,固不待言,甚至以物亦为主观意念所发动的事件,而主张格物为致良知之实行方法。
二者所以有如是差异,原因是在朱子则以为心与理乃对立之二物,而在阳明则以为心即理。
存在之理,只在心之良知所判断的善恶是非,此外并无别理,由是可知,阳明之致良知说实在不外是以他那心即理的哲学方法去说明实践方法的一种学说。
近世心理学者分析心之作用多以为具有知、情、意三要素,阳明也说:“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
(《全书》二《答顾东桥》)恻怛即情之意,得其宜(义)之作用即为意,分别条理之作用即为知,可知阳明亦晓得知、情、意这三面要素的。
他的心即理说不外就是以分别条理的心之作用为主要的要素,而主张心理合一的意思。
这样的他一方承认知情意三面,然另一面又以为潜伏于判断条理的知之作用之根底的还有一个情,综括情、知二面而言,是谓良知。
他曾经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
(《全书》三)又说:“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
(《全书》二)盖他以为判断是非,分别条理之深处,尚有好恶之情与恻怛之心、之情,是以根据好恶恻怛之情而下判断的心之作用,就叫作良知。
然所谓良知亦不仅在于分别判断,还在于行为。
所以他又说:“心之虚明灵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
(《全书》二《传集录》中,《答顾东桥书》)又说:“意即是行之始。”
他这样的比较了由情知而来的良知与由意而来的行之后,更说:“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
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歧之险夷者邪?”
(同上)其意即谓行未必都是在知之后,因而结论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
(《全书》二)这就是他的知行合一说,改以为条理乃良知之判断,行又是良知之真切笃实之处,则人类之精神活动,除期完成其良知外,实无他途。
在这种见解下解释着《大学》之致知的就是他的致良知说。
因之,致良知说,可以说是阳明学说之最后结论,所以他就说:“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
……是故致良知之外无学矣。”
(《全书》八)我们可以说,阳明之知行合一之说乃有感于伊川之说而然,其心即理说则得自象山之启示,于是以这心即理的哲学为径,以知行合一说为纬而创立致良知之道德说。
总而言之,阳明学问其要领只在如下三项:一、知行合一说,二、心即理说,三、致良知说。
心即理说乃其哲学见解,知行合一与致良知则为其实践道德的见解。
普通人都混同阳明与陆子而并称为陆王之学,然不知二者间既有其一致点亦有其不同点。
其一致点在于他们同样倡心即理说。
然陆子引《大学》“物格然后知至”
句及孟子“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
语而主张先知后行说,反之,阳明则以为知乃行之知,而主张先行后知,这就是他们的相异点。
我们可以说陆王之学其哲学则同轨,其实践道德说则异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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