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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刘协以他的聪睿之资，在风起云涌的乱世中为东汉王朝再行续命了二十多年，已是公认的合格之主。
这不正好证明董卓当年的“废昏立明”
并没有做错吗？
第二，在独断专权、打压异己这个问题上，董卓亦是另有殊词的。
纵观史书，董卓只有在两件大事上“独断专行”
过：一是废帝立新；二是迁都长安。
废帝立新的是非功过，我们已经在上边分析了，这里不再赘言。
迁都长安，是董卓感到关东诸侯的军事压力急剧增大，不得已而退回关中背靠陇凉以对抗之。
那个时候的京都洛阳，已被关东联军三面包抄：东边，曹操已经带兵杀到了成皋；北边，袁绍大军直逼河内，先锋王匡已进驻河阳；南边，袁术和孙坚也打到了鲁阳。
在这三面受敌的情形下，董卓决定迁都避危，从军事谋略角度而言，并无多大的谬误。
可以说，他当时的“独断专行”
，其实是正确的。
只不过名门世族集团舍不得在洛阳的既得利益，所以对董卓进行多方抹黑罢了。
除了这两件大事之外，董卓在用人行政的具体事务上都是竭诚与列位名士大夫友善合作的。
《后汉书·王允列传》里写道：
时董卓尚留洛阳，朝政大小，悉委之于王允。
允矫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
甚至董卓想在用人提拔上插手施为，也因名士大夫们的强烈反对而罢休。
《后汉书·王允列传》里记载：
赵戬字叔茂，长陵人，性质正多谋。
初平中，为尚书，典选举。
董卓数欲有所私授，戬辄坚拒不听，言色强厉。
卓怒，召将杀之，众人悚栗，而戬辞貌自若。
卓悔，谢释之。
所以，《后汉书·董卓列传》里又称：
（董）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
试想，连用人选举这样的核心事务，董卓都不得不俯从于名士大夫之公议，他平日里又能如何“独断专权”
得起来？
即使是在与董卓本人切身利益相关的重大问题上，他亦从来不是一意孤行的。
《后汉书·献帝纪》里写道：
（董）卓既为太师，复欲称尚父，以问蔡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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