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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皇甫嵩这样不亚于你的“西州豪杰”
，应该能够镇得住那些西凉武夫了吧？
纵观汉末历史，可以说只有汉灵帝这一次的玺书算是真正抓住了制服西凉武人集团的关键。
只有皇甫嵩的威望才能与董卓旗鼓相当，所以只有他才是制衡董卓的最佳人选。
换了谁去，几乎都很难。
如果这道玺书能够彻底贯彻下去，西凉武人集团就根本不会得到威胁皇权、扰乱中原的机会。
可惜，那个时候的汉灵帝已是风烛残年，朝中也正面临着外戚、世族和宦官三方势力的决战时刻，“山雨欲来风满楼”
，朝廷对地方实力派的约束力大不如前。
而没有武力作为后盾的诏书，几乎就等同于一张废纸。
加之董卓从自己布设在洛阳的“内线”
（他的胞弟董旻此时在禁军中担任奉车都尉之职）那里肯定也清楚地知道了京中形势，所以他再一次抗旨不从，拒绝将自己部下的西凉人马转交给皇甫嵩，反而强调自己到哪里也离不开西凉人马，要带着他们一起到并州上任。
董卓这一次和朝廷“摊牌”
式的举动，本已大大违犯了律法，身为此次事件的第三位当事方皇甫嵩竟未主动响应玺书而不追逼董卓，这是很令人费解的。
笔者认为，皇甫嵩应该没能等来汉灵帝的下一道诏命，可能那个时候汉灵帝已经死了。
而新执政的大将军何进、太傅袁隗叔侄又与董卓关系不错，不会追究董卓的责任，所以皇甫嵩又一次失去了全面掌控西凉武人集团的机会。
他的错失良机，其实便等同于东汉王朝的错失良机。
此时此刻的董卓，亦未必有阎忠所游说的那样“行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
之野心，但他和一切唯皇命是从的皇甫嵩不同，他一直坚持要将西凉武人集团这样的“国之利器”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退则可自保雍凉，进则可逐鹿中原。
他也预料到：在朝廷中枢外戚、世族和宦官三股势力的激烈交战之中，他和他背后的西凉武人集团可谓举足轻重，左投则左胜，右投则右胜。
甚至，他还更想进一步：坐收渔翁之利，独揽天下大权。
于是，他在赴任并州牧时，带了五千亲兵同行，走走停停，“忽驻河东，以观其变”
。
他的这些想法和做法，确实是“忠而近乎愚”
的皇甫嵩从来也不敢有的。
董卓始终不甘成为别人的附庸，他要凭借西凉武人集团的势力开创一番大事业。
后来东汉政局的发展完全如他所料，何进把张让、段圭等宦官逼得太紧，宦官们不甘束手就擒，反将何进诱杀。
袁绍、袁术等人以替何进复仇为名，“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
；张让、段圭等挟少帝刘辩、陈留王刘协逃出宫外，被卢植、闵贡追杀而亡。
就在这时，董卓率三千兵马伺机而动，乘夜在半途截住少帝、陈留王，趁外戚、世族与宦官斗得两败俱伤之际，他一举夺取了何进兄弟所领的部曲，又收买吕布杀掉了执金吾丁原而吞并其部众，手法干净利落，反客为主，成了洛阳城中兵权最大的强者。
袁隗、袁绍、袁术、杨彪、王允等名士大夫虽然心有不甘，但董卓身后的西凉劲旅陆续开进京城，他们被压制得死死的，一时也发作不得。
董卓在西凉武人集团的强力支持下，大刀阔斧地施行新政：一是废帝立新；二是肃清外戚、宦官两大派系的残余势力；三是彻底废除党锢之令，对“幽滞之士”
多所显拔，颍川鸿儒荀爽便是被他征召入朝而位列三公的；四是以礼法为本，以严刑重典治国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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