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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
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
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
这是曾国藩对文武之臣对“诚”
的不同表现的分析。
曾国藩也将“血诚”
这一精神贯穿了整个人生。
我们来看一个故事：
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的母亲去世了，曾国藩请假回到老家荷叶塘服丧。
一天，他在一家饭店写对联，被一名叫韦永富的太平军看见了，太平军要曾国藩帮忙抄几份告示，并说：“我们太平军尊重读书人，你归顺我们，包你有吃有穿，仗也不要你打，日后我们天王坐了江山，给你一个大官当。”
曾国藩先是有点紧张，但马上镇定下来思考对策，这告示是绝对不能抄的，否则曾国藩就是不“诚”
的人了。
那人见曾国藩犹豫，就说不跟我们走算了，帮我们抄完告示就放行。
按常理说曾国藩为了顾全自身可以答应，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在他看来，替太平军抄告示岂不是在为反贼做事?
韦永富把曾国藩带到一个村庄，将他安置在一间屋子里。
一会儿，太平军端来了饭菜，说：“先生，吃饱了，然后抄三份告示。”
说罢将写着告示内容的纸展开放在曾国藩的面前，曾国藩一看，见是《奉天讨胡檄》。
曾国藩看完后，气愤地拍桌子骂道：“胡说八道!天诛地灭的贼长毛!”
他把告示推向一边，做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架势。
我们尚且不管太平军是否顺历史而为，仅看曾国藩内心对清政府的诚意却是真实的，这也与他做人的基本原则相符合。
他常常告诫自己：“知己之过失，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
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
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
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异心者有不测之祸。
天下唯忘机可以消众机，唯懵懵可以破不详。
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诚），驭天下之之纷者以静。”
事实证明，曾国藩做到了言行一致，他装病不写告示，恪守“血诚”
。
太平军的将领罗大纲听说军中来了一个读书人，便连夜跑来看望，希望他归顺太平军。
可曾国藩却以敌意的目光看着罗大纲，不为所动。
罗大纲是位爱惜人才的将领，他没有计较曾国藩的态度，在曾国藩身旁坐下，以尊重的口气说：“老先生路上辛苦了，兄弟们少礼，你受委屈了。
看样子你是个饱学之士，我们太平军中正缺你这样的人，你留下来吧，我向天王举荐，你就做我们的刘伯温、姚广孝吧!”
曾国藩回答道：“刘伯温辅助朱元璋打江山，姚广孝却是朱棣篡夺侄儿位子的帮凶，这两个人怎能并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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