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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札记的笔、纸要准备好，读书不动笔，等于白读，读书不作记，读也白读。
《论语·宪问》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这句话对曾国藩的影响很大，他认识到了读书有为人与为己两种目的。
正是由于曾国藩深知做学问与明义理之道，读书修业也便成为了他终生的为己之分。
曾国藩在学习古人诗词方面不敢贪多求全，而是挑选出对自己最为适合的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四位大家，作为自己专心学习效仿的对象。
《庄子》的“用志不纷，乃凝于神”
对曾国藩来说是至理名言。
只要翻看曾国藩的诗文，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对庄子的许多感叹和敬佩。
例如在《圣哲画像记》中，曾国藩将庄子与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并称，说“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
。
当然，在古今文章大家中，曾国藩最佩服韩愈。
入仕以前，曾国藩作文主要宗法桐城派方苞、姚鼐等人，考中进士后，他发现桐城派的源泉在韩愈，于是改奉韩愈为楷模。
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中年以后别有所宗”
。
并且，他在《送梅伯言归金陵》诗中写道：“文笔昌黎百世师，桐城诸老实宗之。”
意思是说桐城派各大家宗法韩愈，只有韩愈的文章才可称为“百世之师”
。
道光二十四年（1843年）三月，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说：“我近来读书不多，只有古文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就，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
刚学韩文就想和韩愈相抗衡，未免言大，但也表明了曾国藩心中高远的志趣。
所以，他在任京官期间，给自己订立了必修课程，除了作为儒家知识分子必通必精的十三经外，还有四门课必读，那就是《史记》、《汉书》、《庄子》和韩愈的文章。
曾国藩教育子弟读书，主要是以自己的学习经验为例相训导。
他认为，读书不在多，而在精。
他曾告诫曾纪泽说：“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有所择。
以韩退之为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
在选择经典读本上，也以韩愈为参照。
接着他又自述道：“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
《史记》是曾国藩一生中非常重视的历史和文学著作，他自己对《史记》“嗜之成癖”
，认为每一个读书人都应该熟读这本著作，如果能够读懂《史记》，那么对于以后的读书和治学就会有不可限量的促进和帮助作用。
而对于司马迁的豪侠与任气精神，曾国藩也十分欣赏，他自己就经常以豪侠自任。
尽管曾国藩认为司马迁也有不足之处，与圣贤的“自得之乐”
稍有差距，但是可以说从治学与做人等方面来看，曾国藩受司马迁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曾国藩治学绝学
曾国藩在京师做官、做学问十二年，书友书师颇多，这对他一生的学业有很大的帮助，他也就更认识到读书的意义和目的。
他在给兄弟的信中谈得十分诚恳：“乡间苦于无书，然尔生今日，吾家之书，业已百倍于道光中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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