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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善于借下——借手下能人的力量为己所用：也善于靠上——依靠上层要人的力量为自己撑腰说话。
一个人能力强只是其成功的要素之一，而善于借势是促其成功的明智之举，这样的机会在一生中抓住那么一两次就够了。
敢作敢为，不退不缩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这样的人一方面对自己充满了自信，认为狭路相逢勇者胜。
同时，他们充满胆量，对凶猛的对手毫不畏惧。
这需要大智大勇，将生死置之度外。
人生旅途中有明摆着的危险，但依然要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去。
军队在战场上就要具备这种大无畏精神，哪一方具备了视死如归的士气和所向披靡的实力，哪一方就能取得战场上的优势，就可以稳操胜券。
曾国藩不满绿营军的方面就是他们有功便抢，有难便逃。
他的人生信条不允许自己不忠，更不允许自己逃跑。
为实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信条，他曾多次因战场失利无颜面圣而想自杀。
1860年，曾国藩被困祁门无路可走，写下书信向诸位兄弟交代，这等于一篇遗嘱，大意为：看现在的情形，恐怕坚持不过今年了。
我自从1853年冬天以来，就早已经把身家性命献给了国家，愿死在沙场而不隐居山林，这是我的本愿。
近年来在军中办事，也算尽心尽力无愧于天地了，死也瞑目了。
曾国藩几次自杀，坚持要必死报国，杀身成仁。
“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
大丈夫就是要为忠于职守而献身，所以，曾国藩表示：“不带勇则已，带勇则死于金陵，犹不失为志士。”
他还以袁简斋的一句诗勉励自己：男儿欲报君恩重，死在沙场是善终。
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已经身患重病，甚至连寿木都运到了保定。
明知凶多吉少，但他不避祸害。
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幕僚们一直规劝他安心养病为重，多数人则主张曾国藩不宜仓促赴津，劝他以重病难以胜任为由，请朝廷另选别人。
但曾国藩不肯疏辞，他说：“大将不辞刀头死，岂能因祸福而避趋”
，还是决定临危受命。
对于天津教案的紧急状况，曾国藩心里十分清楚，这次去天津绝没有成功处理案件、满意答复国人的希望，而且极有可能使多年艰辛得来的声望毁于一旦，落得身败名裂、万人唾骂的下场。
因为案件涉及到了七个国家，各国军舰环视大沽口，中国将再次面临着战争的威胁，而中国老百姓激于义愤，正在使事情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
情况万分危急，如何既避免战争，又安抚好百姓，是一个十分难办的事情。
曾国藩是从大风大浪中一路走来的，并不惧怕风险与失败，然而一生功业名望付之东流，又被万人责骂，他对于这样惨痛的结局几乎是不能忍受的。
但曾国藩却有着明知必败却不避刀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
当曾国藩要来天津审案的消息一经传出，天津官绅、市民都雀跃鼓舞。
因为曾国藩早年所作《讨粤匪檄》中有批判洋教的言论，所以天津的官员、绅士认为他是反对“洋教”
的官员，一定可以为天津市民主持正义，公正判决这一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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