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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于挟破釜沉舟之势，在严肃的“克己”
中戒掉了吸烟恶习。
此虽小事，却见其“克己”
的力量。
同治元年八月和闰八月问，江南各地因连年战争而瘟疫流行，宁国境内的鲍超军死了几千人，金陵城外的曾国荃部也死亡相继，士气低沉。
正在这个时候，李秀成率二十万大军救援天京，自闰八月二十日起，日夜猛攻雨花台的曾国荃部，达半月之久。
落地开花的洋炮，时时从雨花台上空呼啸而下；与此同时，皖南重镇宁国已落入太平军之手，且有上图江西之势；小丹阳的太平军也时时可冲到长江，冲断湘军的江中粮道；河南境内的捻军已进入鄂东，有取道皖北回援天京之说。
总之，湘军在军事上处在极其艰难危急的时刻。
还有，战争使大江南北数省，特别是皖南、鄂东、赣东一带人亡地荒，满目疮痍。
曾国藩记述道：“惟敝处所苦者，在今年（1862）下半年。
目下，舍弟金陵一军及鲍军门宁国一军，米价至七千馀文一石，肉至三百文一斤，蔬菜至六十馀文。”
金陵、宁国两军疾疫流行，死者比比皆是，军中粮饷非常匮乏，积欠多者至十一个月。
行军于宁、池、太三府境内，常终日不见住户，不逢行人。
茫茫浩劫，不知到何时才了?”
当时曾国荃和鲍超部共约七万人，每月需粮三四百万斤，粮饷从何而来?兵勇每月获饷不过四成，只得饥一餐、饱一顿地过日子，士气何来?
曾国藩没有向他的“直接下级”
沈葆桢发泄这些愤懑，更没有张牙舞爪，训斥“直接下级”
，强迫下级如何如何。
他在给沈葆桢的信中，淡淡地说：近来，“幸亏军饷来数较多，这在今年还是没有的事，勉强还行。
如果像这个月人款，以后就是全停江西漕银的接济也能支持。
惟恐以后人款不常像此月一样。
万一不行时，我去信尊处相商通融办理。”
这是多么宽厚的长者风度!沈葆桢小曾国藩九岁，因为有曾国藩的多次推荐，才得以候补道员升任为巡抚。
他从江西本位出发，恃才傲上，且不加节制，于第二年（1863）再次截留经朝廷批准解送曾国藩粮台的九江关洋税三万两，同治三年（1864）第三次奏请截留江西的全部厘金，导致两人最后决裂。
曾国藩则截然相反，同治元年（1862）九月于沈葆桢截留漕折时反省自己“忧灼过度”
，“皆由于平日于养气上欠功夫，故不能不动心”
。
同治三年沈葆桢奏请截留江西全部厘金时，曾国藩于三月十二日上《沈保桢截留江西牙厘不当，仍请由臣照旧经收充饷折》，对比当时的情况说：“臣统军太多，月需饷额五十馀万。
前此江西厘金稍旺，合各处入款约摸可以发饷六成，今年则仅发四成；而江西抚臣所统各军之饷，均发至八成以上。
臣军欠饷十六七个月不等；而江西各军欠饷不及五月。
就是以民因而论，皖南及江宁所属各地人吃人，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江西还没到这地步。”
又陈述军事局势说：“今苏、浙等省会已克，金陵之长围已合，论者辄谓大功指日可成，元恶指日可毙。”
故绝不可因粮饷奇绌而“动摇军心，致生功亏一篑之变”
。
曾国藩又进一步从情和理上分析道：“臣又闻同僚交际之道，不外二端，日分，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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