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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再次出山之后，仍是以“剿贼”
为己任，对太平军自然是抱不共戴天的敌对态度，恨不能一个早上灭它个根株净尽，决没有丝毫柔让的意思。
但是在处理官场内部关系方面，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变，与前几乎判若两人。
比如与左宗棠的关系，本来“欲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
的他，在此次出山路过省城长沙时，特意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
十二字，请左宗棠为他书写篆联，这一举动实际上是隐示自己“守雌”
让步的态度，两人之间由此迅速改善了关系。
如果说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改善难免有一种“湘人同党”
间顾全大局的宽容因素在起作用的话，那么在与非湘人同党人物关系的处理上，曾国藩也同样有着明显的策略改变。
欧阳兆熊把曾国藩的此番变化看作是他终能成就“巨功”
的重要条件，不是没有道理的。
曾国藩自己也对官场交际之策的这番调整非常看重，颇有得意之感。
在当年十二月的一封家书中，他就这样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
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此后多年，他也时常以此作为经验来告诫家人。
同治六年（1867）正月初，他在给当时己任湖北巡抚的国荃弟写信时，就言词谆谆地说了这么一段话：
弟求兄随时训示申儆。
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
字诀。
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
自从丁巳、戊午（按指咸丰七年、八年）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
故自戊午至今九载，
与四十岁以前迥然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立者，发愤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当时，曾国荃在官场上的人际关系也是很僵，处境艰难，心情不佳，又刚好赶上寓所发生火灾，他怀疑这是有人故意报复，但又拿不到真凭实据。
曾国藩写信告诫他不能大惊小怪，胡想乱猜，免得节外生枝，为仇家所利用，要“处处泰然，行所无事”
。
接着，就现身说法地道出了上述的一番经验之谈。
原来，丁巳、戊午居家期间，他对自己的官场处事之道进行反思的最大成果，就是悟得了一个“悔”
字。
也就是要接受以往自负的教训，不要过高地自负，要多检讨自己的不足，多看别人的是处，做到“不怨不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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