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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又绝不是意味着要自暴自弃，甘拜下风，这只是一种策略和手段，是“用”
而不是“体”
。
他明确指出“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
他的“悔”
字诀实际上就是一种以柔包刚、以柔克刚，以退为进、以退促进的策略手段。
曾国藩还常喜欢把“好汉打脱牙和血吞”
这句借诸他人的话挂在嘴边，作为警句、箴言，意在于“隐忍”
之中立志发愤，以求一逞，自然也是其“悔”
字诀中所能包含的意蕴。
如果文雅一点讲，这是曾国藩所说的“机巧”
，如果直白地说，就是一种以笃实做包装的奸诈。
曾国藩丁父忧家居期间，他写给当时带兵在外的曾国荃弟的信中就这样说：
“吾自信亦笃实一路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
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恨，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
贤弟此刻在外，亦需要将笃实复还，万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
曾国藩在这里是用“去机巧，返笃实”
来告诫其弟。
其实，世事多有“假作真时真亦假”
的妙境，有时候，真假虚实连当事人自己也要蒙在鼓里。
就在写这封信的十天之后，曾国藩又给曾国荃写有一信，信中却这样说道：
“凡与人晋接周旋，若无真意，则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无文饰以将之，则真意亦无所托之以出，《礼》所称无文不行也。
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
弟在外办事亦随时斟酌也。”
曾国藩在这里分明又是说处事不能徒凭真意，还必须讲文饰，不然就会“到处行不动”
，这当然也是他忧居期间大悟前非的结论。
那么，“文饰”
与“机巧”
之间是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种意境呢?说穿了，经丁巳、戊午的忧居反省，曾国藩是较前变得圆滑、机巧和世故了一些，深深悟得了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奥妙。
曾国藩处事绝学
曾国藩的一生“三变”
并不奇怪，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他既然不能离开官场，那就必须以改变自己来适应官场环境。
尽管他本来打心里厌恶并试图在行动上对抗官场的某些弊习，但屡撞南墙，头上碰了一个又一个的包，疼而抚之，便要寻觅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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