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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各项总的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人以上者每月为三百九十两，五千人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
连曾国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章程本过于丰厚”
。
湘军将领中除多隆阿“统万人，而身无珍裘，麻葛之奉，家无屋，子无衣履”
以外，人人足于财。
曾国藩通过厚饷养兵的原则，收到了一些成效。
湘军银饷，除个人生活外，还可贴补家用，因此能够安心操练，提高战斗力，一改绿营兵因口粮不足，而常常离营兼做，荒于训练的弊病，同时，曾国藩也希望通过给将领高的收入，来减少克扣兵饷的事情发生，达到“养廉”
的。
曾国藩在奏疏中阐述了这一想法，“臣初定汀营饷项，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
。
曾图藩如此厚饷养兵，自然“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募则急出效命”
。
于是，当兵——卖命——发财成了穷苦农民的第二职业，湘军也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武装。
除了兵将，曾国藩幕府里还养了众多幕僚，大有战国时平原君、春申君的风范。
这些幕僚都是文人，有的还是“鸿儒”
，名声很大，乃至列入所谓“三圣七贤”
。
这样，武将给钱，文人给什么呢?曾国藩的做法是：给名。
在曾国藩多年的仕宦生涯里，有一个“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
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广荐人材。
曾国藩从军之初，“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
如1854年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
，受奖者仅占百分之三。
l855、1856两年保奏三案，合计仅数百而已，而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
，受奖人数达到百分之二三十。
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往往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
开始，曾国藩还以为自己德不足以服众，后来渐渐发觉是保举太少，使人感到升发无望所至。
回顾往事，亦甚对不住李元度、甘晋等同自己患难与共的僚属，他们长期居下位，实与自己保举不力有关。
对此，好友刘蓉多次向曾国藩进言，并举楚汉之争为例，曾国藩有所触动。
后来赵烈文又上书恳切进言，曾国藩随即改弦更张。
赵烈文说：“阁下爱贤奖士，天下所并知。
远者可无论，仅近相继离开者，是他们负阁下呢?还是阁下以为无益而弃之也?我以为知之不难，而忘之实难。
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天下分崩时，人志日嚣，凡属那些器识才能略有称数的人，成忠奋自树立，四顾以求固依，真伪虽不一端，未尝无也。
假如不是贤杰以天下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利而呆耳。
假如诚实得不到发展的场所，将销声匿迹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来为吾用乎?是以明君给人之欲，不失其意，责人之力，不求其情，故人人自以为得君，顶踵思效，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所以能收效也。
与人共患难之际，必须对荐举别人的事情十分慎密，因为这无异自削羽翼、自孤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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